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十年:比排名不如比人的尊严【3】

　　排名要比对方高，就觉得评价是客观的，如果低，就认为评价是不客观的

　　倪鹏飞至今还记得，在他博士毕业那一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匡迪明确提出要提高上海市综合竞争力。两年后，倪鹏飞选择将第一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结果在某网站首页挂了一个星期。

　　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排行”。当时的榜单中有一项排名以商业文化为评选要素，结果东莞排在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前面，一时不满声四起，“大家都觉得古都肯定更有文化啊，但我其实讲的是商业文化，是重商的观念。”后来，倪鹏飞到东莞考察，一个政府官员评价他的书“洛阳纸贵”，“你这本书就放在我车里，经常看，我从香港才买到的”。

　　地区间的“瑜亮情结”同样很明显。“比如青岛和济南，杭州和宁波，要比对方高，就觉得评价是客观的，如果低，就认为评价是不客观的。”倪鹏飞记得，在当时的综合竞争力榜单里，深圳排在了广州前面，结果一家广州当地媒体的记者专程到北京采访他，“问我怎么看公平不公平”。

　　更强烈的反响发生在东北。当时，那里的几座主要城市正处在国企改革的阵痛之中，经济状况不佳，在榜单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排名都是按照人口、工业产值或者行政级别来，这种以城市经济活力作为依据的排名体系颠覆了很多人的认识。”倪鹏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着考察城市的不断增加，影响因素也会有所改变，他曾经将环境污染作为一项负外部性指标纳入考核，结果不少原来排名靠前的城市“哗啦就下来了”。

　　“后来各地都在盯着，你不发还不行。”倪鹏飞记得，每年的报告发布后，有些地方政府的政研室还会专门做一个解读。上海世博会那一年，《报告》里有一段内容提到香港，指出“内地和香港的距离在缩小”。结果香港媒体“好像特别喜欢放大不足”，逼得当时在上海的曾荫权亲自做出回应，表示要“积极改进”。

　　去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迎来了第10个年头。在《报告》中，倪鹏飞和他的团队回顾了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城市整体崛起的发展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在基础建设、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呈下降趋势的同时，政府管理、科技、人才的贡献度则在不断提高。在倪鹏飞看来，这意味着随着外资红利的消失与城市基础建设瓶颈的突破，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正由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

　　同时，一些富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也浮出水面：

　　比如，尽管“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近年来在各地叫得响亮，但它对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实际贡献排名，却从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了2011年的第11位。

　　又比如，一些在改革开放前20年曾经释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在这个10年里对于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却始终在低位徘徊。

　　还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成为千城一面的奋斗口号，但《报告》通过对29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考察发现，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的仅有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