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生當年揭發老師"奸污"自己 40年后承認"誣告"

　　符福山和相依為命的老伴

　　符福山手持當年那份改變自己命運的文件

　　三女生當年揭發老師“奸污”自己，四十年后齊出面澄清“誣告”替師求平反。81歲的符福山期盼在有生之年能查清真相

　　文/羊城晚報記者 羅坪 溫建敏 圖/艾修煜

　　12月4日，國家首個憲法日，海南省文昌市下了一場清冷小雨。

　　81歲的符福山，在家接到文昌法院的電話，欲了解海南省高院轉發的“強奸冤案”信訪案。他穿好雨衣揮別妻子出門，准備等法院了解完案情，再次到市委組織部、政法委等部門信訪。從1974年到2014年——40年來，符福山輾轉政府各部門，接連就所謂的“強奸冤案”信訪達數百余次。

　　這是一個耗盡耐心的故事——1973年，一樁“奸污”謎案，將符福山的人生劃成了對等的兩半：前40年，他是人民教師﹔后40年，他被三女生揭發奸污，遭除名並一生背負辱名。符福山聲稱是“冤案”，四處申訴平反，至今40年無果。

　　符福山40年不懈的行動，終喚起當年3個“被奸污”女學生的良心回歸。如今，她們齊齊作証：為能被推薦上高中，當年3人受人蠱惑，作偽証誣告“遭奸污”。她們期待法治與真相的歸來，希望官方還原事實，給予老師平反。對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當年調查程序不規范，結論有失實之處。但現3名“受害女生”的新証詞，不足以推翻原案。一起“奸污”謎案，久拖四十年未決，真相何以如此遙遠？為此，羊城晚報記者兩赴海南調查。

　　A揭發

　　被指“奸污”3名女生

　　81歲的符福山，家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鎮泰山村。造訪其家，需繞行重重彎道，一條嶄新的水泥路從他家門前經過。身為地道農民的符福山，膚色黧黑身形消瘦，皺紋如溝壑爬滿臉龐。如今他育有三子，但都不怎麼識字，站在他身后的妻子，俯身馱背，說一口外人聽不懂的方言。

　　符福山出現在記者鏡頭前時，穿著一套老式軍綠色中山裝，頭發修剪得甚是整潔。走進他居住的低矮廂房，一幅彩色、嶄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的合影油畫，映入眼帘。符福山說，那是他從鎮上油畫店買的。符是村裡為數不多能寫能畫的老人，40年前，他還有另一個身份——人民教師。

　　因被揭發“奸污”3名女學生，1973年符福山遭組織部除名，40年時間裡，他一直頭頂“強奸犯”的辱名，為鄉鄰所鄙夷。同時，因多達數百次的“申冤信訪”，他也為眾人所同情。2010年，文昌市政法委一紙措辭委婉的《涉法涉訴協議》，讓符福山成了一個徹底的老上訪戶。事情，還需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海南行政區劃隸屬廣東，設有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

　　1962年，符福山從海南文昌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文昌縣當時的抱羅公社任教。其先是在梅桂山小學（當時為立新小學）任教，負責學校的文藝、思想宣傳，1969年下半年他被調到東風小學。據其回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他此前任教的梅桂山小學，存在兩個派系：一個是學校領導符某和陳某組成的“旗派”，一個是他參與的“聯派”。

　　據符福山稱，因卷入派系斗爭，一場搜集他材料羅列其“罪名”的行動，在梅桂山小學展開。一個特殊的背景是，符福山先后在梅桂山小學和東風小學任教，均擔任文娛老師。據其稱，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派性之間的互相攻擊，使他成為犧牲品。

　　“1968年到1970年裡，校方旗派的人說我在校任文娛教師期間，先后奸污了學校裡的3名女學生，而且還有她們的親筆檢舉信。”令他倍感震驚的是，3名檢舉的女生分別為林晴、林會群，林慶菊。這3名女生，正是他身為學校文娛老師名下思想宣傳隊的隊員﹔還有一名指控與他亂搞男女關系的叫林秋梅，是他早年表白遭拒的對象，並非學生身份。

　　符福山表示，1970年7月25日，“旗派”的人員將他關進了公社一間不到3平方米的小屋子，開始輪流審訊，並採取暴力讓其承認強奸女學生。“我當時堅決不承認，他們沒有辦法，后來就叫來了我母親，逼迫我承認。為了避免連累家人以及家破人亡，我隻好承認了同她們通奸，並且摁上了手印。”

　　1972年10月，抱羅學區專案小組在紅旗小學召開全體教師大會，會上由抱羅公社文教助理何一洲，宣布將符福山開除出教師隊伍。

　　從此，符福山被遣回到了老家文昌市頭苑辦事處造福管區泰山村，成了一個地道的農民。

　　B除名

　　受盡歧視屢次“申冤”

　　被指多次奸污多名女學生的符福山，在遭學校口頭宣布開除教師隊伍后，並沒有接到相關部門的正式文件通知。羊城晚報記者調閱當年的原始檔案發現，時隔一年之后，即在1973年10月17日，文昌縣委組織部才正式做出（73）107號處分決定文件。這份遲到一年之久的官方決定文件，保存在如今的文昌市委組織部《文化大革命審查報告》中。

　　該原件已經泛黃，文件內容如是——符福山系有婦之夫，由於道德品質敗壞，作風惡劣，在當教師期間，先后奸污女學生3名，戲弄3名——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符在抱羅公社立新小學在任教期間，乘“文化大革命”派性斗爭之機，拉攏一些男、女學生到符房間睡覺。該文稱稱，符福山多次奸污女學生，決定給予開除教師隊伍。

　　“既然認定我奸污3名女學生，當時為什麼不判我流氓罪名，拉去槍斃？”符福山稱即使在今天，強奸幼女也是犯罪，更何況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據此，他表示，當時由於對方“捏造”的証據不足，故沒有辦法“法辦”自己，僅是給予開除教師隊伍的決定。

　　從一名人民教師，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身負辱名的農民，符福山稱自己在鄉親們中開始了忍辱負重的生活。符福山透露，從最初村民對他的尊敬，到后來“我說什麼話他們都認為是假的，成了一個不可信的人。在最開始的時候，我也想到過申冤，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哪有條件去申訴？”

　　符福山的大兒子稱，父親被除名返回老家后，因其背負著“強奸犯”的罪名，他和兩個弟弟生活、學業均受到嚴重影響。三兄弟在學校上學時，同學們都對其大肆嘲笑，稱他們是強奸犯的兒子，最終，兄弟三人都沒有順利小學畢業，便返家務農了。

　　符福山表示，因違心承認奸污女學生，對自己和家庭造成了嚴重影響，大約從1974年起他開始了申訴之路。“1977年，我連續上訪后，案件曾出現一線轉機。”符福山稱，當年文昌縣教育局通知他，可到縣組織部領取復職介紹信，但前提是“要承認奸污一名女生，才可恢復工作”。

　　1978年，符福山通過書面形式承認在“文革”時，與13歲的女學生林晴發生了性關系。“過去承認，現在承認，將來承認，入土后也承認。”這份承認說明書，同樣在原始檔案中被保留下來。但事后符福山並未恢復教職，事情真相的調查被耽擱下來，直至改革開放。

　　1982年前后，不少事情都得到了平反。此時，符福山想及自己的事情也應該給個清白，遂開始向文昌市教育局等部門繼續信訪，然而因1978年簽下書面承認書，他並未等來結果。從此，他胸前常挂一個要求平反的牌子，經常出入政府部門。后來，又做了一個牌子安在了單車上，天天上街申冤，希望能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