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生當年揭發老師"奸污"自己 40年后承認"誣告"【2】

　　C澄清

　　三女生齊稱系“誣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冤假錯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經多年上訪，該案為何沒有進入調查視野？對此，時任文昌縣教育局辦公室一位陳姓主任曾透露：類似符福山這種事情，“文革”時期在文昌曾經發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專門的平反機構，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於當年教育局找不到揭發的那3名女生，該案未能展開全面調查，真相的徹查也就被耽擱。不過符福山另稱，原來學校的領導、派系的對方在改革開放后調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無法正常進行調查。對此，文昌教育局及組織部，均否認此說法。

　　事情的再一次轉機，出現在2004年。符福山稱，他當年的學生符積炳在聽說其信訪遭遇后，深為同情，開始替他尋找當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積炳致電符福山，讓他到文昌市城區的某一個茶館見一個人。到了茶館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積炳和一個50歲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個女人就是林會群，30多年沒有見面的學生了，我根本認不出來。”

　　“林會群見到我，顯得有些拘謹。后來，她說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我聽了以后簡直是難以置信。原來是當時學校的領導教唆女學生，以推薦升學為由，讓學生編造被我強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稱，當他聽聞事情的來龍去脈，感到既震驚又憤怒。

　　從2005年開始，在符積炳的幫助下，當年稱“被強奸”的三個女學生被逐一找到。她們分別為：林晴、林會群、林慶菊。符福山和3人見面后獲知，當時被誣陷的經過幾乎一致：“由學校當時一位老師寫好揭發材料，然后再由學生抄寫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師奸污學生的罪狀”。

　　12月4日，羊城晚報記者經由符積炳，聯系上了案發當事人。談及具體“揭發”原因，林晴和林會群均稱：“文革”爆發后，當時的中學並沒有正規的高中招錄考試。為能被推薦上高中，她們聽從派系頭頭潘某的“教導”，抄材料揭發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換取上高中的機會。

　　“當時，我們都隻有13歲，對性的概念不像現在的學生那麼清楚。”林會群回憶，當時她們正讀初中二年級（當時小學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為兩年制），上高中需“推薦”。

　　林會群澄清稱，當被告知整黑材料，揭發符福山才有機會上高中，兩人沒多想后果，便參與了“揭發”。1969年，在參與揭發后，林會群稱自己和林晴都如願升上高中。但之后，她們兩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亂搞男女關系的壞名聲，自己也成了這個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與林會群兩人分別遠嫁到樂東黎族自治縣和昌江黎族自治縣。

　　30余年過去，兩人都已嫁為人妻生兒育女。2006年，當聽聞符福山還活著，並為“奸污”一案信訪達三十余年，林會群和林晴均表示願意站出來說出“真相”。

　　羊城晚報記者梳理該案發現，從2005年開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學生求申冤平反的新聞開始受到當地媒體的關注，隨后，林晴與林會群分別寫証詞，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啟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縣委組織部發出的（73）107號處分決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學生”中，除林晴、林會群、林慶菊外，還有林秋梅。不過林秋梅公開回應稱，自己並非學生，她因年齡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經向她求過婚，遭拒后就再也沒有發生來往過。在這份組織部發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學生的名義牽扯進來，自己並不知情。

　　D官方

　　當年調查結論有失實

　　真相調查得以推進的轉機，再一次出現是在2007年3月。記者梳理該案看到，這年的3月，海南當地的主流媒體，以大篇幅的報道對符福山之遭遇予以披露。隨后，文昌市委組織部、教育局回應稱：會找到“澄清事實”的3名女生，徹底調查事情真相。

　　此后的調查，持續了兩年之久。12月5日，羊城晚報記者在文昌市通過調閱組織部現保存的原始檔案獲悉：符福山涉嫌“奸污3名女生”的文革遺案，主要由當地政法委牽頭，於2009年聯同文昌市公安局法制股、文昌市檢察院犯罪預防科、文昌市法院立案庭、文昌市教育局等多個部門，進行了聯合調查。

　　2009年8月，文昌市政法委回復協查符福山歷史問題的函，稱：一、符福山1967-1969年在抱羅梅桂山小學當教師期間，已是有婦之夫，與該校女學生林晴（林少琳，當年僅13歲）發生男女兩性關系是事實。二、符福山原不是我們司法機關處理，應有組織部門處理。同時官方還在相關的函件中，否認了符福山在“文革”中因卷入派系斗爭遭陷害的說法。

　　令人玩味的是，該份真相復查的函件，認定了符福山與林晴發生兩性關系，但並未提及符福山“奸污”的另外兩名女生林會群、林慶菊。這是否意味著，林會群、林慶菊40年后的翻供言詞，確實為真？

　　對此，12月5日，羊城晚報記者就此疑問向文昌市政法委求証。政法委執法監督科一工作人員稱，真相的徹查已過去多年，領導也換了多批，如今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員，無一人能對此做出回應。

　　事情並未就此沉寂。在得到調查部門給出如此的答復后，在官方眼中“性格偏執”的符福山又選擇了信訪、申訴之路。記者獲悉，符先后向海南省委組織部、國家教育部遞交過申訴材料，內容包括3名“被奸污”女生的最新証詞。記者查詢原始檔案獲悉，海南省委組織部在2009年瓊組函（2009）11號文中，向文昌市委組織部表達如下了意見：應先由有權處理遺留案件的職能部門據案復查，再有組織部進行復審。

　　對此，文昌市委組織部干部科一工作人員表示：直至今天，組織部對該案的定性，仍以2009年8月文昌政法委認定的“結論”為准。因當年參與真相調查的部門較多，組織部不可能單獨對該案做出“新的結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當事雙方提交的新証據，仍不足以推翻原定性。”依據何在？相關人員表示，因當事人符福山當年自己曾書面承認過與林晴發生過關系，其原話為：過去承認，現在承認，將來承認，入土后也承認。

　　2010年8月，在符福山堅持信訪多達數百次之后，文昌市政法委與符福山簽訂了一份《涉法涉訴救助協議》。該協議書寫明：2009年12月，經政法委主要領導批示對該案再次調查、研究討論，認為：1973年（文昌）縣委保衛組（負責政法工作）的調查程序不規范，結論有失實之處。1973年縣委組織部據此做出的“處分決定”事實不清、証據不充分、由此導致符福山多次申訴，政法部門負有一定責任。

　　根據協議內容，政法委在考慮符福山生活艱辛后，決定一次性救助其5萬元。但前提條件為：符福山承諾今后不再以同一理由向任何部門上訪、申訴、控告，也不得提出國家賠償，協議一旦生效有關部門將不再受理符的申訴。對此，文昌市委組織部一工作人員表示，市政法委的這一協議，事后讓政府感到“很尷尬”：其出發點可能是息訪，但要求當事人放棄申訴權利，顯然違背法治精神。

　　E期盼

　　在有生之年查清真相

　　符福山為何當時選擇領取5萬元救助，而據協議臨時放棄了申訴？其稱，當時自己得了重病，需要一筆醫療費，做出此舉實屬無奈。如今自己選擇重新申訴，要求官方再次調查真相，是要還自己一生的清白。

　　一位不願透明姓名、當時參與復查的法制干部向羊城晚報記者透露，2009年復查符案時，文昌政法委連同多個部門調查，即使這樣查起來也很是頭疼。“案子發生在動蕩的年代，當時根本沒有公、檢、法機構，僅由保衛組代行所有職能，這樣做出的証據鏈條，有多少可以採信？很難辦。”

　　記者在查閱符案的原始檔案看到：1968年4月13日文昌縣成立了文昌革命委員會。其下設政工組、辦事組、生產組和保衛組，各組又下設了多個辦公室，當年此四大組取代文昌縣委各大機構。其中，保衛組第五辦公室負責審理、批捕、起訴、判刑，攬下了當時司法體制下的公、檢、法職能。符福山涉“奸污”一案，正是在“文革”爆發中由該辦公室負責審查。

　　如今的符福山，是文昌市頭苑辦事處造福管區泰山村一個普通的農民，40年前的那件事徹底改變了他及家人一生的命運。“我已經81歲了，還能活多少年呢？一生背負著強奸犯的辱名，讓我抬不起頭。”符稱，現在他並不責怪林晴、林會群兩個參與“揭發”的女生，更怪不上知情的林秋梅。相反他倒感激她們在有家室兒女的情況下，願意站出來澄清當年的“真相”。

　　直至今天，該謎案的真相調查進展，仍卡在1978年“符曾承認與林晴發生性關系”這一環節上。記者從最早的卷宗中獲悉，符被指在“山林裡先后強奸林晴十八次之多，直到1969年下半年，符調出學校后才斷絕關系。”對此，如今反過來替師求平反的當事人林晴表示，當年的揭發全是“誣告”。她稱七年前，相關部門隻找到她了解過一次情況，此后再無下文。

　　“我那個時候小，不懂事，是受別人的指使才那樣做，很對不起符老師，害了他一輩子。”面對記者，林晴稱，她現在願意等由司法機關牽頭，重新調查該案。而對符福山而言，他表示自己的要求並不高，隻希望司法部門、教育部門在他有生之年，查清真相。如今，符福山仍保持著幾乎每天買一份報紙的習慣，他選擇性地閱讀每天的法治新聞，並將有涉及類似案情的新聞報道，剪切下來予以保存。

　　文昌市委組織部一位工作人員透露，看到符福山長年累月地上訪，相關部門其實亦表示深為同情。事已至此，在組織部單方無法得出真相結論的情況下，其建議符福山本人聘請律師進行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