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監獄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長

　　從“法制”到“法治”，看似一個字的改動，中國卻走過了20年的歷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罪犯也是公民”、“實行社會主義法治”、“以法治國”、“保障人權”……這些今天的平常提法，在中國當代法治史上卻是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才被確立起來。

　　通過這些詞匯背后的爭論，我們看到中國法治觀念的前進步伐……

　　———編者

　　確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觀念

　　《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發表后，有讀者寫信給我說：“我很欽佩你，但是很擔心你被打成右派”。

　　改革開放初期，法學界有兩篇文章影響很大，都是《人民日報》發表的。1978年12月6日發表了我撰寫的《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又有喬偉的《獨立審判，隻服從法律》。這兩篇文章標志著法學界的思想解放開始了。

　　寫這篇文章和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系，也和“文革”有關系。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緒是很強烈的。大家開始突破理論禁區，以前不允許談的問題現在可以討論了。我想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法學的春天到來了，就開始寫《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從構思到寫完不到半個月。

　　寫這篇文章時，壓力是有的，但是心裡很坦然。“文革”期間我看到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個案太多了。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值得突破，而且相對來說好突破一點。法律平等問題在1954年的憲法中有表述，但是在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中被取消了。

　　文章發表后，國內國外反響比較大，我收到好多信件。其中一封陝西農村郵來的信，給我的印象很深。字跡很好，可能是個知識分子寫的。他說“我很欽佩你，但是很擔心你被打成右派”。因主張法律平等而被打成右派，並非沒有先例。1957年“反右”運動，法學界弄了很多“右派”。當時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主張“磚瓦論”，說我們可以把資產階級法律廢除，但是不能一點也不繼承，就好像房子被推倒，磚和瓦還是可以用的，結果被打成“右派”。學者楊兆龍，也是因為法律的繼承性和平等問題，受到批判。

　　《紅旗》雜志社主動請我用這個題目再寫一篇文章，我對雜志社理論部的編輯說，這個題目你們要考慮，因為當時理論界和人大、政法部門中的主流看法是，“公民”和“人民”有嚴格區別，敵對勢力是公民但不是人民，因此對他們不能講平等，所以“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說法就有點問題。而且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用的是“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雜志社研究之后，還是決定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保持一致，使用“人民”這一概念。

　　這篇文章名叫《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比《人民日報》上的那篇長，是重寫的。但《人民日報》上的那篇影響更大，外國的一個記者發了通訊，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法制上採取新政策的一個信號，當時供中央領導人看的“大參考”登了他的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