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監獄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長【6】

　　“人權”入憲

　　應該講，我們和資本主義的人權觀點是有區別的，但我們社會主義也要講人權。

　　在寫作《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后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再寫關於人權問題的文章。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1991年，輿論界都一致反對人權這個概念，說這是西方口號。

　　1983年，我們社科院法學所接受了兩個任務：一個是批判人權，一個是批判無罪推定。所裡分配給了幾位同志。有趣的是，吳家璠是第一個在《人民日報》寫文章要借鑒西方無罪推定的人，現在他的任務是寫文章來批無罪推定。批人權問題的文章叫王家福、我和信春鷹三個人撰寫。我們三個人開會，我說，我有個條件，不能再說“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判斷，否則我就不參加了。應該講，我們和資本主義的人權觀點是有區別的，但我們社會主義也要講人權。王家福說行，他同意。先由信春鷹寫了兩萬多字初稿。后來這稿子和批無罪推定的文章都沒有發表。在那個氣候下這樣的文章不好寫，就有意拖掉了。

　　1991年初，中央出了16個題目，后來又加了3個。這19個題目中包括：蘇聯是怎麼發生變化的、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對中共和國際共運有什麼影響、怎樣看待民主、自由、人權問題，等等。中國社科院接受了一批任務，其中我、王家福和劉海年負責人權課題。我們先成立了一個課題組，到1992年又正式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王家福任主任，我和劉海年、劉楠來是副主任。在人權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一次會議上，有外交部等好幾個部委派人參加，影響很大。

　　接下來我們就寫了一系列報告，給中央提建議，比如說：什麼是人權、社會主義要高舉人權旗幟、怎樣區分人權問題和干涉內政的界限等等。那以后我們到過南亞和北美一些國家考察人權，前后給中央寫了60多份內部報告，對中央制定政策起了一定的影響。

　　1998年8月29日，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講座前與當時的李鵬委員長交談，他是表示“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講人權”的中央領導之一。在這前后，有其他中央領導也開始講，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講人權。

　　人權入憲前，全國開了6個座談會，其中一個座談會有5位憲法學家參加，我、張慶福、許崇德、韓大元和徐顯明。吳邦國主持會議，許崇德年紀最大，先叫許崇德講，他不講。后來點了我，我講了四個觀點。

　　我主張人權入憲，徐顯明稍后在發言中也講了這個問題。當時就有人反對，說為什麼一定要寫人權？全世界那麼多國家，也只是一部分國家把人權寫進了憲法，我們的憲法已經把公民的權利寫得很詳細了，沒有必要把人權再寫進憲法。后來中央還是採納了學者的建議。

　　2004年憲法修改后，中央電視台做了一期50分鐘的專題，節目總結這次修憲的精神，我應邀在其中講了幾個問題，包括人權入憲。我講了這樣幾個理由，第一，12年以前，我們還說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現在很多干部不敢談人權，寫進憲法以后有利於進一步解放思想﹔第二，寫進憲法有利於給人權以制度上的保障，促進制度革新﹔第三，有利於在國際上提高地位，提高我們的發言權﹔第四，人權是人人應當享有的權利，不限於憲法規定的權利，法律不規定公民不一定沒有，人應當享有的權利范圍要廣，把人權這個總的概念寫進憲法比較科學，有它的特殊意義。

　　把人權寫進憲法的主張后來被採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