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監獄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長【3】

　　“社會主義法治”進入中央文件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陳述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9條理由，后來我參與起草的中央64號文件明確宣布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

　　1979年，刑法、刑訴法等7部法律出台以后，胡耀邦說，黨內有些規定和這些法律有矛盾，中央應該出台一個文件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做法。中央書記處就叫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推薦人，后來決定讓我來搞，具體內容要我調查研究以后再定。我個人做了一些調查，起草了第一稿。

　　后來鄧力群和我商量說，這個文件的起草太復雜了，涉及到好多問題，要我再推薦兩個人，我就推薦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王家福和劉海年，加上鄧力群推薦的一個人，我們4個人起草，由鄧力群主持、滕文生參加，一共討論了8次，每次都是討論完馬上修改，第二天在中南海裡面的印刷廠打印出新稿。我記得最后一次討論前，鄧力群告訴我說：“政治局馬上要開會討論了，你們看看還有什麼要改的？”我們又修改了幾個字，由我寫條子告訴鄧力群。

　　討論過程中我們沒有意見分歧。聽說文件通過以后，最高法院黨組全體鼓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當時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到處講，“我認為這個文件是建國以來，甚至是建黨以來，關於政法工作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這個文件名叫《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証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也叫“64號文件”，1979年9月9日頒布的。

　　64號文件的突破有幾個：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法治”一詞，這是有意識地使用“治”而非“制”字﹔此外，取消“公安六條”中的反革命罪和惡毒攻擊罪，還宣布已摘帽的“地富反壞右”和公民享有一樣的平等權利﹔此外，明確宣布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

　　在建國后到1979年的30年時間裡，判3-5年以上刑期的稍微嚴重些的案子，必須經當地黨委討論通過以后，檢察院才能蓋章批捕、法院才能判決。在接到64號文件起草任務之前，1979年3月6日，我就寫過一篇2000字的文章登在《人民日報》內參上，陳述了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9條理由。不久以后，《人民日報》就用“大參考”把這篇文章報送中央政治局。我跟鄧力群說這個內容應該寫進文件，他說“你去調查一下”。

　　在最高法院，接待我的是研究室主任魯明健和一個姓范的庭長，我說准備取消黨委審批案件制度，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說當然很同意，但是最好是由學者提出來，“由我們法院提，別人會說這是向黨要權。”在最高檢的黨組擴大會議上，我提出取消黨委審批案件制度，也獲一致同意。

　　在起草文件過程中，發生的一件事情也支持了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決定。大概是天津清河縣，幾十人開黨委擴大會議時抱怨說，現在是秋收大忙的時候，事情很多，黨委會還得一件件地審批案子，這個事情值得考慮。有位參會的新華社記者寫了一個內參，胡耀邦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都批了，說要不要保留黨委審批案件制度值得研究。當時我們在中南海起草64號文件，這個內參批件也印發給我們了。

　　這就是64號文件起草的大致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