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的史實和疑點（上）：從醞釀到動議

　　1976年10月，首都軍民游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標志著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証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証實，或証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后，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採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採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后，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征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裡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后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征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后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后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吊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

　　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吊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后，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証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后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后，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致，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

　　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斗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隻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