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冼村改造黑幕：宗族把控村務 形成腐敗聯盟【2】

　　三位一體的腐敗聯盟

　　去年12月，曹鑒燎被廣東省紀委“雙規”接受調查。冼村案辦案人員透露，正是在查處冼村案過程中發現曹鑒燎涉嫌收受賄賂的犯罪線索，廣東省紀委、省檢察院根據這條線索，調查發現曹鑒燎涉嫌接受巨額賄賂的犯罪事實，並牽出原廣州市協作辦黨委副書記何繼雄受賄案。

　　一位辦案人員說：“冼村班子成員之所以肆無忌憚貪污受賄，就是因為上面有曹鑒燎、何繼雄等作為保護傘，他們不怕村民舉報，也不怕上級查處，與開發商共同勾結，形成領導、村班子和開發商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大肆瓜分集體利益。”

　　上世紀90年代，珠江新城剛剛進入開發期，主要開發形式是開發商與城中村聯手合作。“有的村價格開得高，開發商便去‘公關’時任沙河鎮黨委書記的曹鑒燎，曹鑒燎找村干部把價格談下來，讓利開發商促成合作。為表示感謝，開發商或直接向曹鑒燎、盧穗耕等人行賄，或承諾日后按差價的百分比分成。”

　　隨著日后步步升遷，曹鑒燎自然成為基層腐敗者的“保護傘”。而在冼村案中，曹鑒燎等更是人為制造制度漏洞，通過“股份制改革”剝奪部分村民選舉權。

　　一些冼村村民反映，2001年曹鑒燎擔任天河區委書記時，天河區政府下文將該區城中村居民劃分為社區股東和社會股東。簡單說，這些居民戶籍都在原地，沒地的是社會股東，有地的是社區股東。

　　天河區部分官員曾向本刊記者証實，上世紀90年代，冼村撤村改制后，村集體資產全部股份化到村民手中，村中確有社會股東和社區股東之分。社會股東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參與村裡各項決策，股份分紅也與社區股東存在一定差距。

　　這就意味著，4000多名冼村居民有一半以上的人失去了參與村中重要事項決策的權利。這項被部分官員稱之為“創新”的改革，實際上卻是借城鎮化契機人為創造的制度漏洞，剝奪了部分村民參與村內重大事項決策的權利，以求減少征地、改造時來自民眾的程序阻力。

　　而為了減少余下社區股東的阻力，村干部們需要對他們進行“威逼利誘”。如何“威逼”可以想見，而“利誘”則主要由開發商提供資本支持。

　　冼村村干部們的某次集體受賄，就來自於開發商為幫助他們操縱選舉，給了盧穗耕數十萬元。盧穗耕將之分給其他幾位村干部之后，讓他們到處“活動”請村民吃飯送禮，換取村民支持，最終實現出賣合作權、出賣承租權的目的。

　　此外，辦案人員透露，開發商們一般逢年過節都要請村干部到高檔酒店吃飯，給他們派紅包，“有時單請一個村，有時是群村宴，好幾個村的村干部都會來吃飯交流，請客的地方檔次很高，有五星級酒店。”

　　在這個腐敗“鐵三角”中，城中村村干部們看似權力最小、資本最少、最不起眼，但其作用卻不可忽視。在反貪部門的眼中，城中村村干部又有權力又有油水，受到監督相對又小，是容易被忽視，但腐敗風險不可小覷的群體。

　　“一些征地項目的補償，對農民來說並不公平，上級政府和開發商都需要村干部配合，來‘擺平’征地過程中的問題﹔反之，隻要村干部從中阻撓，這地是很難征成功的。”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肖俊說，“與此同時，農民和政府、開發商不直接面對面，各方都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村官掌握的信息最多，在這個利益鏈條上處於關鍵位置，他們既能幫自己，也能幫別人從中牟利。”

　　打造城中村改造反腐“高壓線”

　　“土地腐敗”的問題不僅僅出在冼村。去年，廣州市白雲區81名干部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其中近一半涉及“土地腐敗”。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群眾和專家學者建議，城中村改造急需完善反腐“高壓線”，打造監督村干部和村務的“曝光台”，粉碎高官、村干部、開發商腐敗“鐵三角”。

　　針對冼村案暴露的城中村改造土地監管漏洞，科學論証、民主決策要成為“政策創新”的法律制約。據一些領導干部透露，一些所謂“創新方案”的出台，多半是企業提出“突破”現有政策需求，政府主管處室和主管局長在制度框架內“想辦法”，主管副市長或者市長批准，決策者不超過5個人。此類政策最多在政府部門之間征求意見，但不會征求到紀檢部門，也就是說沒有合法性審查和預防腐敗審查。

　　部分專家認為，要避免官員、村班子插手城中村改造土地交易，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要建立現代公司制度，形成經濟制約。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唐代望建議，村改居后，村干部變成了公司經理，操縱資金動輒上億，但多數依然用過去管村務的方式來操控村集體經濟事務，方式過於滯后，可借鑒東莞等地探索聘請職業經理人當“操盤手”的經驗，使公司管理專業化、職業化，符合市場規律。

　　此外，村改居后，村干部身份變化也帶來了法律追責問題。據冼村案部分辦案人員介紹，村集體經濟管理者身上公職人員色彩更加淡化，貪腐手法更加多樣，刑法中僅有極少數規定可以涉及，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同時上級黨委應加強監管，建立重大事件報上級部門同意、一般決策報街道辦備案的制度。（記者 毛一竹 詹奕嘉）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