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后地方廉政新舉措：用制度避免“一陣風”【3】

　　網絡嚴控“三公經費”，能持久嗎

　　同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人們才再次關注浙江樂清市的“三公網絡監督平台”。

　　從今年8月以來，這個平台包含的是該市“三公”——公務接待、公費外出、公車節假日報備和運行定位的申報、審核、審批、監督，每個干部都要報上菜單、賬目明細。它還和公車的GPS定位系統相連，是否違規用車，也隨時可查。

　　何增科認為，舉措的意義在於“它給官員發出了信號，起到了威懾作用，提供了監督官員的一個新渠道”。

　　“現在有很多社會熱心人士密切關注政府上網的信息，對每一筆政府支出流向是否合理，會提出判斷。如果政府願意自己公開信息，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種態度，願意接受社會的檢驗和公評。如果公開的信息經受住了公眾和社會的檢驗，那麼，政府會贏得老百姓更多信任，有助於形成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王文章還表示，“三公”信息公開得有一個前提——“公開得要徹底、細致、具體化”。

　　“現在有的政府部門採取比較模糊的方法，隻給出大概數，老百姓不知道三公經費具體怎麼花的。而像樂清這樣，把每天的吃喝、幾個人參與，都發到網上，方便群眾更好監督”。

　　周志忍則明確表態，“我不認為這套制度能持久。”

　　他舉了一個例子：四川省巴中市白廟鄉是第一個搞“三公”經費全部公開試點的。“吃一頓飯、抽一盒煙，接待誰都有，但是搞不下去了，原因是整個大環境，上一級的人來考察，也不敢吃飯，連一根煙都不抽。地方是很廉潔，但是大環境不是這樣，沒人願意去公開消費的地方，最后改革試點也無果而終。”

　　肖濱則認為，這符合網絡公開的大方向，存在推廣可能。“網絡公開可以隨時查到，與電視不同，有助於民眾對政府‘三公’經費的監督，這個推廣空間更大。雖然不能設想一個舉措就能遏制腐敗到什麼程度，公開總比不公開好。”

　　周志忍介紹，5年前，內蒙古某縣也在搞“三公”經費改革，他認識其中一名領導。“改革初始一兩個月，大家都覺得如釋重負，沒有必要迎來送往，喝酒接待”。但三四個月后，就出現問題了，“由於不接待，很多職能部門不願意來，就沒有人緣、人氣和關系，一些額外資金和項目審批就批不下來”。

　　最后堅持了八九個月，“不僅僅是額外靈活申請的項目資金申請不下來，明確規定給當地的資金也拿不下來，有關部門一直拖延不給。”

　　“就這樣堅持了一年，最后縣常委開會說：‘這一年損失比較大，我們要加大接待力度，把損失補回來’，於是，馬上恢復得比過去更加厲害。”周志忍說。

　　制度化了，地方改革創新才不是“一陣風”

　　學者們在受訪時表示，“三公”信息公開、官員財產信息公開的方向是正確的，地方也進行了不少“大膽的嘗試”，而下一步就是“制度化”。

　　“現在官員信息公開還不是法定義務，哪些人要公開，不公開需承擔什麼責任，都應該具體規定。”何兵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周志忍也表示：“公開的渠道是次要的，關鍵是‘公開官員財產配偶信息’能不能作為一個制度留下來，如果是為了爭改革的‘風頭’，過幾年就沒有了，這樣的作用不是很大。”

　　周志忍認為，現在“三公”經費公開問題在於“是靠一陣風”。“有些地方抽一包煙都公布，有些就馬馬虎虎，最后往往是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不下去了”。

　　對於各地試點很難持久的現象，王文章認為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涉及利益群體，他們會抵制、反抗。比如，對上面的規定做一些變通，打折扣地執行，變相地消極拖延等，想當然地為自己撈利益。但我們要從制度上把這種私欲控制住，讓他不可能鑽空子，才是一個好的改革方向。”

　　因此，學者普遍認為，公開“三公”經費應該走向法治。

　　“有了由下至上的探索之后，應該由上至下出台具體實施政策，明文規定統一模板，分級別公開，公開哪些信息，隱瞞信息受到什麼處罰等等，才能真正走向落實。”周志忍說。

　　“首先政府得有決心，權力要在陽光下運行。同時，還應建立健全《預算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的配合機制，明確規定‘三公’經費必須公開。”王文章說。

　　最后，何增科的一席話，對今后的改革活力給予了期望：“35年改革開放，出現一個比較讓人擔心的現象，就是改革的動力在衰減。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在國家層面上，改革更加煥發活力，各個地方也都積極推動政府創新。各地政府的創新，對於增加社會活力是很有幫助的。”本報記者 庄慶鴻 實習生 楊雪 項雲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