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后地方廉政新舉措：用制度避免“一陣風”【2】

　　對於安徽宿州書記、市長帶頭登報拒絕紅包的舉措，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認為，當地領導的“道德示范意義大過推廣價值”。

　　他分析：“因為這種公開示范缺乏實際監督，只是自我道德的一種標榜、要求，能否達成這一承諾，完全靠個人的道德約束。”

　　對於青海“省級領導換公車需選擇國產品牌”的新規定，何增科認為：“提倡用國產車也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應該鼓勵。但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麼避免對已有公車的浪費，再去採購。”

　　電視晒官員財產，能推廣嗎

　　並非所有公開嘗試，都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直接“催生”的。

　　比如河南周口市的“電視問政”，已試運行了近一年，網友就在近期為其叫好。

　　“每兩周一期，周四晚播出，每次35分鐘。”這個時間被不少周口市民牢記。今年1月以來，已有16名市直單位的“一把手”接受這樣的“現場直播”。其中，不乏一把手“被問得直冒汗”的情況。

　　而陝西高陵縣的做法告訴人們，電視不隻可以用來“問政”，還可以用來“晒房”。

　　11月11日，高陵縣紀委下發通知，全縣19名黨政“一把手”依次在電視、網絡上，面向全縣30萬人，介紹廉潔自律及配偶子女基本情況。同時，監督投訴熱線也被公布，群眾可以監督和舉報。

　　“此舉完全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何增科表示，“會議中也提出，對新起任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信息公開進行試點”。

　　早在200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市就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首批55名官員進行財產申報試點。

　　但從阿勒泰到之后陸陸續續試點的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和青銅峽，雖然各地具體操作有較大差異，但結果卻非常相似——未能繼續推廣。

　　對比此次陝西省高陵縣推出的新舉措，周志忍認為，比此前其他地區的試點有三點進步：“一是公開范圍擴大了，包括了官員配偶、子女的信息﹔二是公開的渠道不一樣，通過電視公開述廉，更能引起大家關注﹔三是影響受眾范圍也擴大了，不會讀報、上網的百姓也可以看到。”

　　但學者們也指出了電視“晒房”的局限性。

　　“與國外採用官員填寫公用報表的方式相比，電視公開官員的信息是否真實、全面，觀眾無法核查，老百姓沒辦法拿著視頻去查。”周志忍說。

　　他建議，老百姓可以申請官員簽字的電子版信息材料，這樣便於追查、留底。“官員信息公開，如果能統一表格、模板，讓老百姓知道，可以通過什麼渠道、什麼理由去查詢，更具實效。”

　　何增科提出，除了“比較有轟動效應”的電視亮相外，各地還可以嘗試其他公開方式，“比如在政府網站或政府公報上公開”。“政務公開如果和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有密切關系的，信息公開就有抵觸心理，這是人之常情，但也恰恰需要加大力度。”

　　周志忍還提出，“涉及人數少”也是電視公開官員財產信息的局限性。

　　他認為，在一個縣級單位，具有獨立審批權的干部都應該信息公開，“最少也有一兩百人”。“而高陵縣僅選出19名干部，可能讓老百姓認為其他官員有問題，不敢公開信息，這樣對增加政府公信力並無好處。”

　　學者們認為，“電視公開官員財產信息”的方式並不能普遍適用。

　　肖濱指出：“在有限范圍裡，通過電視直播的形式，有一定優點，但要推廣到地級市等更大范圍，目前還存在一些困難。”周志忍舉例：“一個縣級班子，副處級以上干部有20多個，科長、局長人數更多。”

　　王文章則質疑，電視公開只是“作秀而已”。

　　“如果沒有制度化，就幾個官員公布財產的話，那有多少意義？老百姓見多了試點，也很可能不相信。”王文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