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矛盾心態:恨貪官卻又想“當官發財”【2】

　　社會矛盾心態又可稱為“社會性的二難困境”

　　主持人：如何看待當前社會中知行不一的矛盾現象？

　　成伯清(南京大學教授)：其實，當前社會中所謂的矛盾心理只是皮相，非實質也。我們這個社會很喜歡泛道德化，凡事都愛從道德動機上找原因。結果，就有太多理想上的“應該”與實際上的“不該”之間的矛盾。其實，理想上是不是“應該”和實際上是不是“不該”，並非有確鑿的依據，有時甚至只是隨便一說，無人深究。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的行事策略，往往是由特定的情境、切身的利益等多種因素決定的，並非全都基於該當如何的規范。當然，有些規范確是不能違背的，否則可能受到懲罰﹔但也有不少規范，似乎更多地是為人們事后解釋自己的行為提供說辭或理由，也許冠冕堂皇，但實際上卻與真實的行為動機毫不搭界。

　　准確地講，諸如此類的矛盾現象，應該稱之為“社會陷阱”或者“社會性的二難困境”：處在此種陷阱或困境中，誰都知道應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但幾乎所有人都按照眾所周知的錯誤方式來行事，因為按照“應該”做的方式會給個人利益帶來損失，而按照“不該”的策略卻可得一時之利。結果就是大家都深陷其中而又異口同聲地譴責這種狀態，每個人似乎在追求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實際上都普遍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顯然，我們期待並樂於見到其他人首先自我犧牲，以突破這種惡性循環的格局。我們之所以不願挺身而出，是害怕別人搭便車，坐收漁翁之利，甚至還有這種顧慮，即或許自己犧牲了，但也絲毫撼動不了整個格局。於是，所有人都渾渾噩噩，言行不一。長期處在這種矛盾狀態之中，言辭跟現實之間的割裂會日趨嚴重。

　　關鍵詞

　　社會性的二難困境

　　處在此種困境中，誰都知道應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但幾乎所有人都按照眾所周知的錯誤方式來行事，因為按照“應該”做的方式會給個人利益帶來損失，而按照“不該”的策略卻可得一時之利。結果就是大家都深陷其中而又異口同聲地譴責這種狀態，每個人似乎在追求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實際上都普遍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有些矛盾心態反映了個體渴求公正而又無力解決的狀況

　　主持人：這些矛盾心態，已經出現，並將可能繼續存在，對此，如何解釋這些矛盾心態？

　　宋惠昌：我認為，當前這些自相矛盾的社會心理現象，反映的是人們由於利益訴求得不到正常解決而出現的復雜社會情緒。這些自發的復雜社會情緒，其深層次體現的是人們力圖沖破社會不公正問題而又無力解決的矛盾心態。

　　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嚴重的不公正問題，是在權力運行中產生的，但又不是權力機關一朝一夕就能夠消除的。所以，當人們面對這些事實上已經存在的不公正現象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他們隻能作出無可奈何的選擇。這樣，就出現了這種自我矛盾、錯綜復雜的社會心理狀況，以及言行不一的做法。

　　對諸如此類的社會心理現象和行為，首先應當看到，在改革開放不充分、不完善的條件下，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問題。其次還要看到，它們並不是完全消極的東西，而是包含積極因素的社會現象。從總體上看，它是人民群眾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否定，同時，也是對實現社會公正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推動。可以說，這樣的不和諧社會心理現象，是消除社會不公正、創造和諧的社會心理環境的一種必要的代價。

　　成伯清：對於這類所謂的矛盾現象，一經分析，其實並不如表面看來的那麼矛盾。以人們在教育上的矛盾心理為例。人們一面譴責教育資源分配不公，一面千方百計地讓孩子上好學校，進而加劇了這種不公平。因為優質學校的聲譽和社會聯系肯定好於一般學校，也就將更多優質的資源都吸引過去了：政績工程的投入、大筆的社會捐助、優秀的教師，還有家庭背景優越的生源。現在，自己的孩子在哪裡讀書，幾乎可以成為社會地位和階層分化的一個標示牌。

　　但，教育首先應是一種公共服務，尤其是公立學校，應該平等地惠及所有公民。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時候，首先保証重點學校以培養亟需的優秀人才，本來是出於一種權宜性的安排，到如今，這種臨時性的基於效率的考量，必須讓位於基於公平的制度設計。

　　但凡經受轉型之變的國家大都有社會矛盾心態

　　主持人：目前我國出現的這些社會矛盾心態，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必須經歷的嗎？其他國家也出現過類似的矛盾心態嗎？

　　李偉民：當前中國社會轉型中所出現的各種心理、精神和行為上的怪象和亂象，從其表面上看，確實是矛盾糾結，令人費解。然而仔細觀察下來，仍可見到，其中既包含有鮮明甚至是激烈的矛盾對立和沖突，也包含有普遍以及濃重的迷茫困惑與錯失﹔既有傳統與新生、正統主流與時尚邊緣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有面對轉型現實時的理想信仰和價值上的困惑和錯失，是一種復雜的心理綜合症狀，敏感，激越，能量大，一觸即發，一發則牽動全身。

　　例如，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對待錢財和富人，特別是對不義之財和為富不仁者，向來嗤之以鼻，予以鄙視甚或仇視對待﹔而當今人們一方面多少還恪守傳統，主張對財富取之有道、用之有益，忌恨與仇視不良的大款巨富，而另一方面則渴望財富，為財富可以容忍不良與無道，並且一旦擁有了財富也往往不能珍惜和善待。沒有了過去那種執著、純粹和極致，多了似是而非、左右皆可的騎牆與搖擺。

　　這種症狀的產生，就如同一個人的成長發展過程中要經歷諸如青春期的騷動與叛逆、更年期的煩躁和沖動一般，同樣是一個社會成長發展的轉型過程中所要經歷的，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但凡遭遇轉型之變革時大都如此，即便其中存有差別和不同。

　　以拉美國家為例，綜觀拉美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發展歷程，其突出性矛盾顯而易見，如長期的貧富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分化嚴重，民主化的發展並沒有有效地遏制大多數國家的腐敗現象。拉美國家曾經經濟快速發展，但由於所實施的政策有利於中高收入階層，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作為不夠，結果加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矛盾，引發了眾多的社會矛盾心態，甚至導致了激烈的社會動蕩，並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所謂“拉美化”或“拉美現象”。我們必須以此為鑒，及時處理好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消除人們的社會矛盾心態，走出社會性的二難困境，從而實現更好更全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