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陵：落架的鳳凰不如雞

　　常識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劉慶柱談帝王陵

劉慶柱

　　2008年曹操墓的那場紛爭使一件常規的考古事件演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鬧劇，也使劉慶柱的名字從考古領域走進公眾媒體的視野。在那場紛爭中，古都城和帝王陵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劉慶柱成了“挺曹派”的有力籌碼，相應地，他也遭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時過境遷，當有人問起他，面對強烈的質疑，他怎麼看？他說：“一個學者，重要的就是要在風口浪尖把持住風向。真的就要說真的，假的就要說假的。不清楚就說不清楚，不能模棱兩可。”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的劉慶柱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童年過得無憂無慮。從中學起，他開始對古典文學名著著迷，之后還通讀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古代思想史，以及《孫子兵法》、《公孫龍子》和一些介紹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書籍。由此他喜歡上了歷史學，他認為歷史學可以總結出社會發展不少規律性的東西，本著這個想法，他報考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北大讀書的幾年時間裡，他越來越發現考古學才是最接近科學的一門學問，決定用一生的時間讀懂它。

　　從第一次承擔考古發掘開始，他的時間和人生都傾注在這份事業中。1972年，他負責秦都咸陽的考古發掘工作，在學界嶄露頭角。之后，他用10年時間，全身心投入到漢唐帝陵系統、全面的考古調查中。“那時，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資料，徒步或騎自行車，每天穿行於曠野田間、崎嶇的山路中，吃住在山區或偏僻的農村，卻也一點不覺得苦。”劉慶柱說。1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基本完成了漢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數以百計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並整理出考古調查報告和研究專著與論文，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漢帝陵鑽探調查報告》認為“1987年，劉慶柱、李毓芳合著《西漢十一陵》，是90年代以來研究西漢帝陵的集大成著，論述全面，見解深刻，影響深遠。”而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表的《陝西唐十八陵調查報告》被學界譽為“迄今為止對唐十八陵最為完整的考古調查報告，其功不可沒。” 又被學術界認為：“由王子雲、何正璜先生等參與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唐陵考察活動，是20世紀前半期對唐陵進行的一次最全面、最系統的考察工作，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劉慶柱、李毓芳先生的唐十八陵考古調查，共同組成了20世紀唐陵調查史上兩次最重要的學術考察活動。”（《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2期，田有前：《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唐陵考察活動述評》）。1979年，作為漢長安城遺址的前瞻，劉慶柱承擔了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為研究漢代的長安城做了充分的准備。沒想到這一待就是2年。對於別人考古發掘一年出去4個月左右的慣例來說，劉慶柱和妻子的田野工作總是那麼特別。“那些年，家裡的事我們都顧不上，孩子放在老人那裡。”他說年輕時對工作的態度就是生活的全部。 之后的歲月，他接連進行了漢宣帝杜陵及漢長安城遺址和阿房宮遺址的考古發掘。其中，阿房宮遺址的發掘顛覆了人們對“火燒阿房宮”的慣有認識，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也許是因為他研究領域的特殊，承擔的考古項目每一次“出爐”都能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一直到2008年曹操墓的發掘，雖然不是他承擔的，但因他的堅持己見成了人們質疑的眾矢之的。

　　曹操墓的認定有完整的証據鏈

　　記者：曹操墓的認定至今仍然是“霧裡看花”，很多人存有異議。過了這麼多年，不知道您是否還認定當初的結論？

　　劉慶柱：考古學涉及的知識領域很多，但術有專攻，比如對我來說，舊石器時代考古我隻能說個大概，但古代帝王陵墓、古都城這塊我就比較熟悉。醫院的醫生都分科，考古學也一樣。所以，曹操墓我就敢認定，因為我們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以定性的時候就應該果斷定性。就跟打仗一樣，該反攻的時候就要吹起沖鋒號。為什麼這麼肯定？因為西高穴大墓已經具備一組完整的証據鏈。他們彼此佐証、相互印証。如從西高穴大墓的時代判斷應為東漢晚期﹔從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規格與形制來看，都反映了該墓墓主人的高等級身份，它應是東漢晚期諸侯王級墓葬﹔該墓位於鄴城遺址以西14公裡，東漢晚期西高穴一帶為鄴城所轄，當時曹操被封為“魏王”，鄴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魏王在東漢晚期去世者又隻有曹操一人，因此作為鄴城附近的東漢晚期諸侯王墓級的西高穴大墓，隻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中發現的7件石牌（還有1件是盜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銘，石牌之上刻銘魏武王應與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稱謂是吻合的﹔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村西發現的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太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刻銘指明魯潛墓與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可印証時代在東漢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過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記載相互印証：西高穴大墓即應為曹操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