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脱困”路在何方（人民眼·本期聚焦·城市垃圾）【3】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遭遇了地产利益冲突，“高尔夫球场影响生态环境，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建设，还是屡禁不止，盖因与地产利益一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大家都认为是必需的，却无容身之地。”

徐海云认为，在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建设焚烧发电厂应是优先选择。“这是一种改善模式，污染能够显著减少，无论对周围环境还是周边居民健康都是有益的。”他同时表示，若是选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不仅运输费用会大幅增加，运输过程产生的污染排放也会增加。

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投入运行，设计日处理能力为2000吨，设计填埋容量1191万立方米，在承担东城、西城、昌平以及朝阳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重任下超负荷运行，日进厂量约3600吨。截至2014年12月，已填埋900余万立方米，仅剩两年服务年限。徐海云表示，若能在阿苏卫填埋场基础上建成焚烧发电厂，不仅可以缓解垃圾处理压力，还能将埋藏了20余年的陈腐垃圾陆续挖出并焚烧，从根本上解决填埋场“骨子”里对土壤和水源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

黄小山称自己5年前是个坚定的“邻避分子”，“怕的就是房子贬值”。不过，他认为自己在对垃圾处理深入了解后理性多了。“我去日本考察时，发现他们的焚烧发电厂就在市中心，相当于北京的西单、国贸！在二三十年内，出于无害化的考虑，我支持焚烧。”

除了对于污染的担忧，“邻避”背后是利益得失的衡量。在郑明辉看来，“换位思考”在政府与民众沟通中尤为重要。“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公众自愿牺牲自身利益，还是要利用补偿机制让居民感到利益平衡。”他建议在垃圾处理设施整体预算中列入社区回馈工程这一块，例如在附近建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或者在电力、热力供应上给予周边居民一定优惠。“国外有的焚烧发电厂修建得很漂亮，里面能够喝咖啡，周边地价一点都没受影响。”

林晋文表示，北京正研究如何在产业、就业、设施惠民等方面促进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区域环境发展，“对于跨区域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县，目前每吨垃圾收取150元补偿费，7月1日起增至173元，用于周边环境的改善。”

同时，“信息公开透明”也是缓解周边居民“邻避”心态的“良药”。当得知北京市环保局受理了关于阿苏卫循环经济园环评听证申请后，周边社区居民认为这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诚意和进步。

“技术再可靠，运营不可靠怎么办？”

用公开赢得信任

“一想到每天要烧的都是混合垃圾，就感觉剑悬头顶一般。”采访中，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这样对记者诉说。他们始终担心，垃圾含水量太高会导致燃烧不充分。

据了解，目前垃圾入炉前需经过5至7天的堆放发酵来保证热值，技术先进的焚烧炉具有处置混合垃圾的能力，烟气净化设施也能最大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不过居民仍然怕“万一没弄好”带来的后果。外地一些焚烧发电厂的负面新闻也加深了他们的疑虑，“技术再可靠，运营不可靠怎么办？”

在郑明辉看来，政府面对信任危机时，不能不作为，更不能逃避，给老百姓造成一种“那东西真不行”的恐慌，一定要把运营监管放在“聚光灯”下，向公众公开与垃圾处理项目相关的信息。其中，对污染控制设施的管理是重中之重。

“高安屯已经装上了长期采样器，北京市环保局可以远程操控，随机设定某个时间段进行采样，再进行监测，从而获得二（口恶）英类排放的平均值。”郑明辉说，“居民担心的二（口恶）英类排放问题靠严格监管可以解决，例如让企业定期公布污染防控中的活性炭、消石灰等原料使用台账，以及飞灰处理运输联单等。”

黄小山则表达了一个疑惑，“我到过国内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补贴从几十到几百元的都有。类似的垃圾成分，同样的环保标准，为什么补贴不同？另外，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既保证污染控制，又让厂子有合理的利润？”

据了解，从垃圾扔出家门的那一刻起，费用就开始产生。在小区中，每一户居民要交纳几十元不等的卫生费，从而保证垃圾收运到街道的垃圾转运站，此项工作主要由物业承担。从垃圾转运站开始，费用主要由所在区县“买单”，包括交给北京环卫集团的每吨150余元运输费，以及根据焚烧、填埋、堆肥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处理费。

以焚烧为例，今年7月1日起，北京每吨垃圾的处理费为253元，分类垃圾则为153元。“北京有统一的生活垃圾处理调控核算平台，区县将费用交付到这个平台后，我们再对各个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结算，不够的话由市财政补贴。”林晋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