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事件之后的昆明警界：自我保护意识提升【3】

“靠着路灯能睡着”

显然，受影响的不只是王军。对于一万七千多名昆明民警来说，那次暴恐事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一个月的每天24小时待命状态。

暴恐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原本轮休的熊毅接到领导电话后即返回单位。35岁的熊毅是昆明公安局五华分局的PTU特警。他大学的专业原本是旅游管理，当警察是他一直的职业梦想。可当他真正成为警察之后，繁重的工作压力还是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特别是在PTU成立后，他每3天就有一天24小时值班，即便休息也大多是在巡逻车或办公室的沙发上。“也就是说我每3年就有一年是在岗位上度过的。”熊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01”事件第二天，熊毅全天在市局大院中待命。这也成了他与同事们工作的拐点。熊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1”之后，巡逻换班地点由单位大院改在了街头，用餐直接由换班特警从单位食堂打包送到巡逻车上，“那一个多月，我只回家换过一次衣服。”熊毅所在队中的24名队员，每天24小时要保证8至12个人在岗，剩余的队员训练加轮休，“这还是在没有人生病请假的条件下，否则其他同事的工作强度就会增加。”

由于难以保障节假日休息，五华公安分局反恐应急巡逻分队负责人黄伊宏在自己的队里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未婚的先让已婚的休，已婚的让给有孩子的，而有孩子的先让着孩子要参加考试的。

与此同时，办公室行政人员也要上街值班巡逻，以减轻辖区派出所的出警压力。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队政治处主任王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最长一次曾连续30天上街执勤，从早9点到晚11点，每天两顿盒饭，累得靠着路灯杆就能睡着。

2014年10月，昆明晋宁县因施工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为防止事态恶化，昆明调集上千余警力在事发地备勤。熊毅也在其中，他事后一算，他在10月份只有10个晚上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只要听到类似对讲机‘嘀’的声音，马上就会醒”。在晋宁，起初并没有帐篷，部分民警晚上睡在警用盾牌上，有的甚至睡在警车车顶。“我在现场睡了四个晚上啊。” 五华分局禁毒民警陈劫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队15个一线缉毒民警一年要完成三百件毒品案件之外，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参与处置拆迁维稳、上访、开发商与业主纠纷。

当然，在紧绷的神经之下，也免不了“乌龙”。2014年12月18日下午六点半，已下班回家的陈劫飞收到朋友一条求证微信：又一批暴徒在普洱劫持了一轿车正朝昆明方向驶来，全城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外的朋友尽快回家，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不是胡扯吗?从普洱到昆明几百公里，即便是真的也被堵在高速公路上了。”陈劫飞自言自语道。可是，他一看朋友圈，几乎被这条消息刷了屏。没多久，他就接到分局的电话，已启动一级响应，迅速赶单位报到。“莫非是真的?”这个从警20多年的老警察都蒙了。

然而，昆明警方很快查明，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债务纠纷，一方强行劫走对方车辆。在反恐高压下，这座城市的心理似乎也变得脆弱。第二天，昆明万达广场进行反暴恐模拟演练，因出现大量警力，亦有“多名男子砍人”的谣言传出。

还不止于此。某次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队正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指挥中心接报，昆明海口镇某中学发生暴恐事件，会议马上中断，立刻布置附近警力赶往现场。然而，仅仅数分钟后反馈来信息，该中学正在进行应急演练，并未向当地派出所报备。

显然，疲于奔命地加班，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两三千元的月薪，让民警难以兼顾家庭，夫妻、亲子矛盾、身体健康状况亦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现在两三天才能回一次家，之前与老婆还常常拌嘴，现在连架都没时间吵了。”熊毅苦笑道。五华公安分局反恐应急巡逻分队负责人黄伊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队20名队员，6人已离婚，大多数是结婚没几年的年轻人。

根据两年来五华分局民警体检报告统计显示，民警患病率高达80%以上，其中患心脑血管疾病占到47.7%。值得注意的是，45岁以下年龄段民警群体身体健康状况较为堪忧。仅2014年10月到12月，五华分局即有3名在职民警因病相继去世。

依据公安部2013年公布的统计结果，近五年来，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2204人，因劳累过度猝死1098人，占同期牺牲民警总数的49.8%，其中，2012年因劳累过度猝死234人，占54.4%，为历年最高。因劳累过度导致猝死也成为民警因公牺牲的首要原因。

昆明市公安局也已认识到问题的严峻，要求各个分局为民警建立起健康档案，并排查民警的身体状况，格外关注身体健康欠佳的民警，避免延误最佳就医时机。

在种种压力之下，昆明警界百余名民警递交了辞职申请，但大多数都被领导出面予以劝解挽留。一位基层女民警辞职前，在派出所的内网上留言，作为单亲妈妈，因长时间的加班无法照顾孩子，女儿上学开销大，三千元的工资显得捉襟见肘，原本轮休，可所里一个电话便赶回加班。考上警察时，老家的乡亲还以她为骄傲，但如今高负荷的压力下已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