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9年的悲惨处境：感叹“人生易老”【2】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