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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29年的悲惨处境:感叹“人生易老”【2】

倪德刚

2014年12月23日08:49    来源:学习时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毛泽东1929年的悲惨处境:感叹“人生易老”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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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潘婧瑶、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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