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追风人”：行走在浪底下 硬汉的另一面是柔情【2】

　　“追风精神”薪火相传

　　对救助船上的船员们来说，日常工作除了救援外，更多的时候是在值班，值班的内容包括巡视、训练、清洁和保养机械等。救援和值班轮番进行，使船员的工作周期与常人大相径庭：他们要不分昼夜地在船上工作4个月，再上岸休息2个月。

　　58岁的林清对这样的生活作息早已适应，船上的每一项工作都掐点进行，生活规律，纪律严明，犹如身在军营。作为船员，不能常和家人见面、通信，也没有太多娱乐生活，对年轻的船员来说难免苦闷。

　　“现在还算是有电话了。三十多年前我刚上船，那才叫难熬，最长一次13个月没回过家。那会儿也没卫星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盼着家人的信。”林清说。当时家人寄信也颇费周折，先要寄往船员所在的单位，再由单位以航空邮件的方式，寄往船员们的下一个停靠地。

　　林清1975年来到广州救捞局，成为一名水手。那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后救捞事业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受希腊船舶“波罗的海克列夫”号沉没事件的驱动，1974年，国家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巨资在国外建造了40余艘救助打捞船舶，并在广州建立了救捞局。

　　那一年，来自广东台山的林清刚满20岁。他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奔着这份工作来的唯一念想就是“吃饱饭”。在此之前，广东一带渔民的生命并无保障，每一次出海，遇上了风浪就只能“熬一熬”，或者盼着路过的渔船施以援手。林清至今记得，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年代里，渔民们只能通过手电、火把和喊话对外求援。

　　“应聘水手时竞争还挺激烈，十来个人里招4个。可能因为我是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相对高点，就被选上了。开始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才晓得，原来是要救人。”林清说，“当时也不会去计较这个工作有多危险啦，有饭吃就不错了。后来做着做着感觉也挺好，救起人以后心里那个高兴……打渔的话哪里能体会到这个。”于是，上船“吃饱饭”的初衷，渐渐转化成了习以为常的使命感。改革开放后，沿海捕鱼业重新兴旺起来，林清却没有像其他船员那样回老家重操旧业，而是留在了救助船上。

　　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航迹遍布三大运河、四大洋，既在白令海峡的惊涛骇浪中拖回过巨大的邮轮，也在夏威夷的港口里看到鲸鱼在月下齐喷水柱的奇景。从少年水手到两鬓斑白的“活化石”，林清难以形容自己对救助工作的感情，“酸甜苦辣都有，更重要的是那么多年漂下来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喜欢大海，也喜欢船上的孩子们”。

　　救助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比林清小了不止一轮，都是他眼中的“孩子们”。比如20岁的刘英杰，身高接近1米9、体重超过220斤，船员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胖子”。2012年11月，刘英杰从烟台海员职业学校毕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水手梦”，踏上了116轮。这个烟台小伙子爱唱歌，尤其喜欢那首比他年纪还大的《水手》：“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在救助船上当水手，比歌中所唱的更需要勇气。因为救援注定要“不走寻常路”：“海上风平浪静、别的船只都在航行时，我们基本是停在某个基地待命值班，一旦‘风云突变’，别人都逃回来避风了，就该我们出动了。”

　　在船上只呆了8个月的刘英杰，已经听闻过不少救助船的经典段子。每当台风来时，救助船出航时总会遇上回港避风的商船，也被无数次好心提醒过“你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但作为整条船上最年轻的90后，刘英杰却不以为苦，反而有些隐隐的期待：“我现在就想早点上一线亲手救人。虽说海上救助看上去很危险、很辛苦，但只要能帮助遇险者脱离险境，一切辛苦与危险应该都不算什么了。在我看来，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正是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那种满足感，当普通水手应该体会不到。”

　　相隔38岁，林清和刘英杰却有着相似的梦想。两人朴素的话语里，折射出“追风人”伟大的情怀，正在一代代地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