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杨箕3年拆迁僵局化解 或破"城中村"改造困局

广州杨箕村最后的“钉子”被夷为平地。 梁文祥 摄

　　原标题：杨箕拆迁能否破“城中村”改造困局

　　李启忠缓缓站起身，抱起火灾中幸存的一株番石榴，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许久，他才踏出房门，抓起一把泥土，装进一只废弃的碟子里。一手捧着养育了祖辈900年的泥土，一手抱着象征着生机的植物，李启忠走在被高楼环绕的杨箕工地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的祖屋——杨箕村和睦里7号。

　　2010年4月，杨箕村发布拆迁补偿方案。两个月内，1386户村民签约，但有18户选择了留守。直到2013年7月，最后两个留守户李健明、李启忠签订了合同，为耗时三年的杨箕村改造搬迁工作画上了句号。

　　僵局3年，杨箕俨然成了一个利益、观念及情与法的“博弈场”。其间，有留守户胆战心惊，也有已迁户的怅惘愤怒，杨箕村委会、梅花村街道办及越秀、天河两区政府、法院等均压力重重，开发商也不得不支出额外的安置费……

　　在广州“城中村”改造中，杨箕僵局并非孤例。原定去年底完成的全市52村整体拆除计划，截至目前仅猎德完成。在杨箕僵局化解之际，我们回顾并反思这一改造模式及其进程，也许能为广州“城中村”改造提供一些参考。

　　●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陈晨

　　实习生 杨璐 夏侯命波 黄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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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拉锯

　　2011年12月，就在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贴出强拆告示的当天，李启忠带着煤气罐、汽油和火药住进了杨箕村和睦里7号。这一住就是555天，未曾离家一步。直到今年6月24日，他从房子4楼跳下。

　　“跳下的那一瞬间，我想算了。两年来很累，压力很大，我觉得自己死了一次。”7月29日，在这栋他誓死保卫了2年的房子里，李启忠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4年来，杨箕村如同一个偌大的戏场，将利益纷争的各种世相轮番演尽。

　　2009年8月，广州市政府将杨箕村改造正式提上日程。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路走来如此悲壮——维权、逼迁、强拆、死亡相继出现，其间夹杂着已迁村民和留守村民的对峙、钉子户满身的伤痕、百余位老人在等待回迁中病故……

　　对杨箕村而言，要不要改造从未是个问题，选择怎样的改造模式才是分歧所在。2007年之后，广州开始尝试“城中村”改造新思路——以政府为主导，以村为主体，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

　　随着2010年猎德村的改造成功，这种由开发商“出钱”，村集体“出地”的模式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常用路径，复制“猎德模式”也成为杨箕村的首选。

　　在一部分村民眼里，这样的改造模式无异于“卖掉祖宗的地”。2009年8月17日至25日间，数百杨箕村民在村口聚集，表达希望杨箕村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完成改造的意愿，进而要求村委公开财务现状。这是杨箕村改造第一次遭遇大规模反对。

　　后来成为留守户的姚慕嫦在那场行动中表现活跃，自始至终反对引入开发商。她认为，以杨箕经济联社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自己完成旧村改造。

　　李启忠则从利益角度反对杨箕村改造模式。他坚信村民在这个模式下吃亏很大，“引进开发商的话，村民只占到2分利益，开发商要占去8分。”

　　但在杨箕村经济联社支部书记张建好看来，引进开发商是改造杨箕村的唯一出路。“杨箕村自己拿不出20多亿元改造资金，卖掉全部物业也拿不出。如果将村经济联社的全部物业抵押给银行来贷款改造，贷款怎么还？利息怎么还？什么时候还得清？”

　　在模式选择难以统一的同时，改造涉及的违章建筑补偿标准、拆迁安置标准、经济补贴等问题亦将不少村民拉入反对改造行列，其中违建补偿标准最受关注。

　　尽管如此，经过村务清查、前期动员、意见征询、方案修改，2010年4月18日，越秀区房管局正式公布杨箕村拆迁安置方案：计划当年5月动迁，6月开拆，7月底拆完，并在2014年前后实现回迁。

　　随后签约开始，截至2010年5月30日，有94%的村民签约；至7月1日，全村1416户待改造房屋中，签约户数为1386户——这意味着，此时只有18户、不到2%的村民不同意拆迁方案。

　　这个结果让反对者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即便不愿看到，但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少数派”。98%∶2%的悬殊对比，张建好乐观地估计一年半载内留守户将会“投降”。

　　2010年7月1日，杨箕村正式开拆。当天上午，一辆大型钻机将杨箕村“旭日东升”村徽雕塑转动拆除，宣告这座有着900多年历史的村庄正式作古。两个月后，杨箕村基本被铲平，但18家留守户和他们的房子仍坚硬地留在这片荒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