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杨箕3年拆迁僵局化解 或破"城中村"改造困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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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结局

　　“对于杨箕村而言，很难说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但却是最现实的。”梅花村街道办一名负责人说。在他看来，村民、开发商、村委会之间僵持困斗，加上政府、法院等力量的介入，过去3年的杨箕村其实就是一个“博弈场”，当中有利益、观念，甚至情与法的种种博弈，但最终都希望通过利益来平衡。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这个“博弈场”中，一些规则却是模糊的。同时，由于“城中村”改造所依托的“三旧改造”意见本身就是一个特批的政策性文件，其被赋予了改革探路的意义，政策对上位法的每一个突破，势必也会在法理层面引发争议。比如，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争议就是，有了开发商介入的“城中村”改造究竟属不属于公共利益？李健明便是对引入开发商参与改造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

　　不过，在杨箕村委及其上级政府看来，留守户对改造模式的不认同，只是其要求不合理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借口而已。但事实上，在相关法律细则没有明晰，执法边界本身又存在模糊性的情况下，这些借口足以成为抗争的一支利器。

　　诸如，当已迁户就回迁问题向法院对留守户提请上诉时，法院一开始便以原告经联社与被告村民的主体地位不对等为由拒绝受理。此后虽然受理，但在判决生效后，执行层面又面临权限适度的疑虑。

　　“法律判决可收回的只是房屋下的土地，却没有赋予针对房子的强制处置权，土地和房子名分实合，房子收不收？怎么收？最终还得双方继续谈。”一名政府人士说，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又要兼顾司法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平衡，法院的态度自始至终并不坚决。对此，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表示，法律也不排除和解和调节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冲突，只是原本应该在上游完成，现在放在下游来完成则是逼不得已。

　　2011年12月，越秀区法院发起第一次强制执行，此后又发起了两次，效果都不明显。“真正强拆的不过两三户。”一度还引发了留守户更激烈地对抗。李启忠便是那时在自家老房子里摆上了汽油、煤气罐和各种自制燃烧瓶。

　　由于执行上存在两难困境，加上突发的李洁娥事件，杨箕村寄望通过司法路径加快推进搬迁改造进程的努力最终也搁置了下来。

　　压力最终又一次回到村里，博弈也重新转到村委、开发商与留守户之间的谈判桌上。“以村为主体的改造模式，赋予了村集体很大自主权，但同时也将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村里，只是很多问题并非村一级能够解决，村委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张建好说，在最艰难的2011、2012两年里，“几乎没睡一个好觉，瘦了20多斤。”

　　7月11日，李健明、李启忠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长达3年的杨箕改造搬迁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张建好感慨地说，总算可以松一口气。在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之后，身心皆疲的她坚持表示，无论如何今年7月都要退休。在村支书任上20余年，过去3年让她感到“惊心动魄”。

　　誓与祖屋共存亡的李启忠说，经过这3年，他已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与孤立、恐惧困斗了3年的李健明也说，以后肯定不会住回来了，尽管妻子还很留恋。

　　“他们还敢回村吗？那是一群自私的神经病。”一名最早签约的已迁户忿忿不平地说。在这场“99%对1%的对决”中，留守户成了村里的众矢之的。因此产生的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撕裂，一如曾经横亘在留守户家门口的护城河一样，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存在彼此的心里。

　　对于留守户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告别旧杨箕和老房子也就基本意味着从此告别这个集体和乡情。据了解，留守的18户中，选择回迁的仅有2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