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发现唐刘济墓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最近北京房山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志铭的出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6月22日电视台对墓志开启现场的直播，更是一下子将1100多年前曾在今京津及冀北一带叱咤风云,如今却早已为人淡忘的历史人物刘济重新推到了公众面前。这次刘济墓发掘吸引了大众的兴趣，堪称现代公众考古理念的成功运作。但是，在斑驳陆离甚或繁华热闹的表象背后，仍然不乏历史学参与其中和深度解读的专业空间。本刊特邀请唐史专家孙继民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解读。

资料图片：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及夫人墓考古发掘现场

　　一、刘济墓志的价值

　　刘济墓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出土了两方唐代墓志铭，即墓主刘济墓志铭及其夫人张氏墓志铭。对这两方墓志的价值，网文涉及的很多，笔者不拟过多重复，只想强调一下它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和考古价值的亮点。笔者与不少专家有同感，认为墓志的最大价值体现在艺术方面。笔者曾承蒙北京文研所的接待前往发掘现场考察。直觉告诉我，该志精美的浅浮雕人物造型和绚丽色彩的有机结合确实构成了它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价值所在。说实话，刘济墓两方墓志尽管堪称北京地区所发现墓志之最（边长1.6米多），但其与号称全国的唐志之最（边长接近2米）的魏博镇何弘敬墓志铭相比较，在体量之大、雕刻之精、气势之宏上仍然稍逊一筹。但是，它所具有的绚丽色彩的鲜艳程度，以及这些绚丽色彩又与浅浮雕人物造型有机结合，则是何弘敬墓志所不具有的，也是其他现存唐志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这也为今后该志的保存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使这些绚丽色彩长期固化，永远鲜艳。

　　刘济墓所出墓志的另一个价值体现在文献方面。我们知道，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现存相应文献的有无和多少，现存文献越缺越少，出土文献价值越大越珍贵。墓葬出土的刘济墓志内容与《全唐文》卷505所收权德舆撰《刘济墓志铭》相比区别不大，而张氏墓志则未见诸史籍记载。依此判断，张氏墓志文献资料价值高于刘济墓志殆无疑义。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不能排除出土的刘济墓志会有异文，异文也同样具有新资料的价值。例如出土的刘济墓志第一行有“开国男归登书并撰额”等字样（“撰额”疑应作“篆额”），而这一内容即不见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同一出土的唐志内容与史籍传世的唐志内容存在差异和异文并不奇怪，这与唐代墓志的体例和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在唐代，体例完备的墓志铭一般标注有撰著人、书丹人和镌刻人。其形成过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据志主的有关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书丹人再将撰毕的文稿用朱砂誊抄于志石之上，最后是镌刻人依据书丹人的笔画刻字成铭。因此，出土的刘济墓志形成应是权德舆撰文在先，归登书丹篆额在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不见书丹人归登也顺理成章。再者，唐志中撰者预写的志文与志石实刻的文字，有时并不完全一样。有些技术性的内容可能要到下葬时才能确定，撰者预撰时可能会预留下一些填空的字句，例如传世的刘济墓志文称志主“归痊于涿州良乡县之某原”，这里笼统的“某原”在出土的志石中很可能就会具体化。这些内容不同的异文同样具有新材料的意义，至少具有校对传世材料的价值。

　　刘济墓的发现以及墓志出土的考古价值，在于它为下一步弄清幽州镇节帅刘氏家族墓地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幽州节帅刘氏家族先后有三人位至幽州镇节度使，即除了刘济之外，还有他的父亲刘怦和儿子刘总。刘氏祖孙三代统治幽州镇前后历时36年，三人又都是直系亲属。按理来说刘氏家族墓地应在一地，但是我们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并非如此。刘济墓在今房山区长沟镇的坟庄，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据《金史》卷78《刘彦宗传》，身为大兴宛平人的传主的“远祖怦，唐户龙节度使”。并称：“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頍钱三百贯改葬之。”刘頍即刘彦宗之孙。刘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刘济墓在今房山区长沟镇的坟庄，两地相距至少几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父子两人葬地如此遥远？是父子二人本来各葬一方，还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时一起迁葬于今长沟镇的坟庄？据发掘视频和网文介绍，刘济墓中发现有金代“大定通宝”的钱币，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金代盗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刘济墓重修时所留。那么，是否也有刘济墓为金代迁葬的可能呢？如果是迁葬，那么今坟庄一带就不应仅仅只有刘济墓！历史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不断破解历史旧谜的同时，又不断增添历史的新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