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发现唐刘济墓的几个问题【3】

　　三、刘济“最务恭顺”原因揭秘

　　网文有标题称刘济是“晚唐最‘规矩’节度使”，此话应源自《旧唐书·刘济传》的一段话：“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所谓“最务恭顺”是说刘济对唐廷恭敬顺从；所谓“朝献相继”是指经济上对唐廷时常尽一些“贡献”义务。以上对刘济的评价是相对于河朔三镇中其他魏博镇、成德镇多数节帅所做所为而言的。与刘济在幽州镇当政大致同时期，魏博镇的当政者是田绪和田季安，成德镇当政者是王武俊和王士真。田绪为人“便弓马，性狡黠”，“凶险多过”，被史家称为“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其子田季安继位，也是“性忍酷，无所畏惧”，且“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1本传）王武俊在建中年间的四王事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置唐廷于灭顶之灾，故史家称李宝臣和他：“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蟊贼。加以武俊之狠狡，为其腹心，或叛或臣，见利忘义，蛇吞蝮吐，垂二百年。”王士真是王武俊之子，他在成德镇节帅中，政治倾向和行事风格接近刘济，“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2本传）以上四位与刘济相比，田绪、田季安、王武俊显然是“尤骄蹇不奉法”，王士真虽然与刘济相类，但其当政时间不及刘济的一半。由此可见，刘济在处理与唐廷的关系上的确是“最务恭顺”，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向心力。

　　刘济对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父辈影响，二是本人出身使然。受父辈影响可从其父刘怦对待朱滔的言行得到体现。幽州镇本质上属于割据型藩镇，对唐廷的离心倾向不言而喻，但其内部也长期存在主张顺从朝廷的向心势力。早在建中三年（782年）幽州节帅朱滔密谋叛唐时，就遭到了相当数量军士的激烈反对，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朱滔为此“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资治通鉴》卷227）。刘济的父亲刘怦就是其中向心派的重要一员。《旧唐书·刘怦传》称朱滔密谋叛唐时，正受其信任的刘怦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易亡，今复何有？怦忝密亲，世荷恩遇，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也。”朱滔病死后，刘怦被军士推为节帅，在政治上对唐廷持续采取向心政策。刘怦身居幽州节帅之位虽然仅有三月，但他作为父辈的上述言行不可能不对作为长子继位的刘济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