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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石蒂给别人拍的照片很多，自己照相馆拍的照片却只有一张。
照片里，沈石蒂慵懒地坐在一个窗台上，面带微笑地望着窗外。他的六名员工挤在另外两个窗口，有人兴奋地向外招手。
此时的沈石蒂，早已不是那个在海参崴哆哆嗦嗦跳上船、不知前路何方的懵懂青年了。
在异国他乡的上海，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达了人生最巅峰的时期，比起那些在俄国的同乡们，沈石蒂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光异彩。
他曾对哈里夫说：
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我有一个报纸摄影部门、一个商业摄影部门和一个工作室摄影部门，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可我还是有大把时间去娱乐，我享受着人生的乐趣，我到处撒钱，存不下一点点积蓄。那时候有三辆汽车供我使用，每辆都配有司机，还有两套公寓——还有很多的女朋友。我有过很多的爱，美妙的爱！我曾是那种上海的花花公子。
能给予他这种绚烂生活的，只有20世纪初的上海。
当时在上海长期居住的犹太人大致分为两部分：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
第一批到达上海的犹太人，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中东地区移入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是迫于巴格达地区18世纪后期日益加剧的反犹活动，同时也是被上海开埠后的商业机会所吸引。
这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有沙逊、哈同等等。他们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显示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利用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英国各属地的密切联系发展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后，他们又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等。
“现在外滩上很多大楼，都是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当年盖起来的。”王健说。
另外一部分犹太人，是像沈石蒂这样的俄国犹太人。
根据王健的研究，早年在上海活动的俄国犹太人主要从事茶叶和皮毛贸易。比如后来在上海非常知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老板格利高里·克列巴诺夫。还有恒余洋行的老板罗高斯基，专门代理德国汉堡药品和各种规格的敲不碎玻璃。位于霞飞路的欧罗巴皮鞋公司也是俄国犹太人经营的，它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豪华皮鞋店之一。
奥地利犹太人汉斯·雅布隆那在霞飞路997号开了一家“费雅客”餐馆，闻名遐迩。餐厅由外国厨师掌勺，烹制正宗的维也纳和匈牙利菜肴。当时经常光顾此家饭馆的“贵客”非常多：宋美龄喜欢这里的赤甘蓝烧鸭子和加奶咖啡；宋庆龄、梅兰芳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些挤入了上海上流社会的犹太人，很多都曾在各种晚会和庆典上和沈石蒂碰过面、喝过酒、聊过天，并成了他最稳定的顾客群。
虽然沈石蒂并没有向任何人具体描述过他在上海是如何像花花公子一样生活，但是从另一位俄国犹太人山姆·莫辛斯基的回忆录《别了，上海》里，隐约可见当时在上海经济状况宽裕的犹太人的基本生活状态：
在上海的家里，我们总共有4个佣人，1个俄国人，3个中国人。冬妮娅负责房间的清扫，但是她的厨艺平平。我们的中国厨师高大健壮，会讲一些俄语和英语。“洗衣阿妈”每天早上会来，她用大澡盆装满我们的衣物，她还负责烫熨衣服。最后一位是我的阿妈。
当时许多社交活动都在上海林林总总的饭店和犹太俱乐部举行，每周五晚上，犹太俱乐部里都会有一些欢庆活动，所以周五我们一般不在家吃饭。周六早晨，我们会去俄国犹太教堂，每逢犹太教节日我们也都会去教堂。
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有不错的职业，甚至有些人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之间仍存在阶级地位的差异。
“塞法迪犹太人都是大商人，更喜欢去英国俱乐部活动，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英国血统。俄国犹太人通常从事小生意，但是很团结，宗教意识很强，教会和俱乐部是他们最主要的集散地。”王健说。
摩西说，在上海，沈石蒂常常去参加犹太社区的活动，但他不仅仅和俄国犹太人交朋友，他会说俄语、英语、一点点中文，他能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
沈石蒂曾给哈里夫看过一张他和很多外国人在一起的合影：“我曾是个优雅而快乐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总被人簇拥的原因。你看到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很漂亮，不是吗？而且又很有才干。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但这种快乐又安稳的时光，很快就被战争搅乱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长达3个月的惨烈激战，中方几乎是以一天消耗一个师的速度拼死抵抗，但最后，上海还是沦陷了。
淞沪会战时，整个上海市陷入一片战争的火海，连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杨浦两区作为日军防区和日本势力范围，也和华界一样受到了重创。沈石蒂居住的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却得以远离战火，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上海沦陷后，日本军队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在此后的几年里，上海乃至全中国都处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下，唯有租界相对安全。因此住在上海租界里的犹太人，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租界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俄国公民都被允许回到苏联，沈石蒂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但是这个小个子犹太摄影师来到俄国领事面前大声宣布，放弃这项权利。
“无国籍难民”
在沈石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里，除了达官贵人以外，又多了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他们衣着干净、身材瘦削、面目严肃或强颜欢笑。
他们是在二战中逃难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
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到来。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难民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有争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在战争期间到上海来避难的犹太人，大约有3万人左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的犹太社团迅速扩大为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
在那个时期，“上海”一词在犹太人心中成为了“拯救”和“避难所”的代名词。
但是，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对上海的了解也仅限于非常有限的资料、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象。
曾有犹太人后来回忆说：“从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看，上海似乎应该是一个沿海城市，那么我们似乎应该为全家带上游泳衣，去享受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海滩边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初期，在德国的犹太人其实还拥有比较大的出入自由。陈俭说，犹太难民当时只要申请，并同意把所有资产留在国内，就可以逃到其他国家去。
其实，如果还有别的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愿意前往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他们更愿意选择临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袭击，史称“水晶之夜”，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屠杀开始了。
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逃的犹太难民想借道日本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但在日本，他们的中转请求被拒绝。这些惊慌的犹太人被迫流转到了上海。
此时，战争对沈石蒂的照相馆还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对于犹太人来说便不再是曾经那个绿洲了。
日本对美、英等国交战，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持有英国护照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瞬间成为了“敌侨”。
陈俭说，在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对在沪犹太难民曾经给予过非常重要的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刚刚到上海的犹太难民，通常都能得到塞法迪犹太人的救助，一直到他们能够在上海谋生为止。”
但在日军的铁蹄下，塞法迪犹太人也自身难保了。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然后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
至于如何“解决”，梅辛格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用几艘旧船把犹太人运到东海，让他们随波漂流，饥饿至死；二是强迫他们去黄浦江上游的盐矿做苦工；三是在崇明岛上建一个集中营，拿他们做医学试验。
“好在，日本当时把在上海的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同时也不想因屠杀俄国犹太人而得罪苏联，所以最终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陈俭说。
但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还是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搞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陈俭认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
日本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的无国籍者”，这个范围一划定，来上海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就全被圈进“无国籍难民”里去了。
很快，这些刚刚在上海落脚不久的欧洲难民被强制迁入了“隔离区”。
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离区”居住。但他晚年向摩西透露说，在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
“他之所以能被释放，大半还是因为他的俄国身份。”潘光分析。
在整个日据时期，唯一没有受到太多冲击的，就是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
“当英美等国国籍的犹太人都成了‘敌侨’以后，因为日苏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俄国犹太人在上海仍然享有中立国家侨民待遇。”
这一时期，沈石蒂的照相馆照常营业，从照片中看，有不少照片拍摄于这段在沪犹太人最艰难的时期。
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那些犹太难民曾在沈石蒂照相馆温暖的背景灯下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不知何时能回到祖国，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上海，但是他们仍然在照片里保持着尊严、体面的姿态，在背井离乡的这家照相馆里，他们留下自己一生中最困难时期的影像。
别了，上海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政府对德、奥侨民，包括德奥籍犹太人原则上遣送回国，其后几乎所有上海“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离开了，有的回到欧洲，有的去了美国。
“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大概有25000至2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王健说。
同难民一起离去的还有在上海挣了大钱的塞法迪犹太人，尤其是英美政府1943年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后，那些大商人意识到，他们在上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很快把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以后，绝大部分犹太人或去美国，或去以色列。到1957年，只有一百人还住在上海。”王健说。
沈石蒂就是最后离开上海的一百人中的一个。当几乎所有的在沪犹太人都纷纷离去的时候，沈石蒂却在这里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当时他年届半百，而对方还在大学里学习，双方年龄差距有二十多岁。这个中国女孩子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南希。
南希结过婚，与前夫有个小女儿。
沈石蒂与南希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结婚，摩西有一张他们结婚典礼时的照片，参加典礼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对新人穿着白色礼服，沈石蒂依然展露他标志性的笑容，当时南希的孩子大约五六岁，站在他们身边，沈石蒂和南希的手交握在一起。
他们一定曾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新婚时光。新中国成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继续营业。
孙逊的母亲游美瑛抱着不到一岁的孙逊到沈石蒂照相馆照相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孙逊一家当时仍住在上海最高档的公寓里，早上吃的是英式早餐，家里用的是红木家具，邻居大多是外国人。
孙逊出生后，全家每个月都要去沈石蒂的照相馆照一张照片，一直到孙逊满1周岁。
孙逊说，他父亲很小就去美国读书，刚回上海时，英语比上海话流利，所以跟沈石蒂沟通都用英语。这对年轻的父母想用照片记录下孩子的成长。这样的消费，在当时的上海仍是相当奢侈的。
陈立善夫妻虽然不像孙家那么有钱，但是陈立善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生，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不多见的，他们是慕名来到沈石蒂的照相馆拍订婚照，虽然照相的具体价格他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价格比一般的上海照相馆贵很多。”
但是，等到这对新人准备在沈石蒂的照相馆拍摄结婚照时，他们遗憾地发现，照相馆已经关门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开始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就是“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外国人，沈石蒂不太了解自己的照相馆怎样公私合营，也不知道该如何改造。
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在上海的一家英语学校教了两年摄影。
到了1957年，沈石蒂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走他的中国妻子和养女，他与南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潘光在以色列时问遍了沈石蒂的朋友，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潘光猜测，他们大概是离婚了。
沈石蒂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都留在了上海。刚到以色列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沪上红极一时的摄影师。开始时，他一直给一家小珠宝作坊拍摄广告片，他有时还会为一家纺织企业绘制印在纺织品上的图案。
移民以色列大约十年后，沈石蒂再次结婚，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摩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继父，一个总是忙忙碌碌，精力旺盛的老人。
1987年6月29日，85岁的沈石蒂在特拉维夫逝世。
从1957年离开上海后，他再未能踏上这片承载了他三十余年记忆的土地。当年曾与他牵手的中国姑娘南希，早已音讯全无。
摩西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上海，怀念那里的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他的房间里放满了关于中国的记忆，关于上海的记忆，他把那些珍贵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因为他内心的自豪之情。”
让沈石蒂真正感到留恋的，也许并非老上海五光十色的城市霓虹灯和他年轻时花花公子的生活，而是那些善良、热情，正直，亲切地称呼他“沈石蒂”的上海人。
整个犹太世界最苦难的岁月里，遥远的上海无私地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上海呆的时间或长或短，或富裕或穷困，都从未受到任何来自中国人民的迫害或者排挤，直至离去。
半个多世纪后，阳光透过美伦大厦的雕花玻璃窗户，再次照在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上。
沈石蒂的镜头中那些如梦如幻的旧时光，仿佛又回来了。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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