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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我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我从小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去过学校。13岁时，我跟随父母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到那里的最初两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里做送货员。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到中东铁路工作，曾在齐齐哈尔站和海拉尔站做车窗操作工。1919年，中东铁路发生罢工，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那里刚刚被红色革命力量占领。我和一些人决定帮助一家金属厂恢复生产，我负责去海参崴取得一些必要的生产设备。在那里我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挠。经历一段时间的躲藏和一个日本人上演的‘屠杀日’之后，我乘坐英国客船逃往上海。
这是沈石蒂于1956年亲自打印的一份简历，他就是这样简单地记述了他来到上海前的经历。
“沈石蒂的个人经历虽然特殊，但是他一家人迁入哈尔滨的过程，和许多俄国犹太人都非常相似。”潘光介绍说。
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和东欧掀起了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亡北美。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再辗转到天津、青岛、上海等地。
部分俄国犹太人最初选择哈尔滨落脚的原因，和一条铁路有关，就是沈石蒂在简历中提到的中东铁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多年从事犹太史研究，他详细讲述了俄国犹太人迁徙的过程。
事实上，俄国犹太人移居中国东北，自1881年俄国掀起反犹浪潮时便已开始， 但规模还不大。
1896年，满清政府和俄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修筑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一年以后，俄国政府根据《中俄密约》组建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开始修筑中东铁路。
当时，为了通过中东铁路控制中国东北，俄国政府积极鼓励俄国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其中，有一项条款对处处受到排挤的俄国犹太人最具有吸引力：“任何愿意移居‘满洲天堂’的俄国犹太人都将得到宗教信仰自由、无限制的商业权利和进入没有限额的学校。”
王健说，虽然当时的东北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天堂”，但是为了逃避俄国国内对犹太人的限制和迫害，还是有相当一批的俄国犹太人决定到“满洲天堂”去，他们中有一部分在中东铁路管理部门工作，也有的经商办实业。
“他们大部分都散居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其中，哈尔滨是东北地区俄犹最大的聚居地，沈石蒂出生那年，在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数已经达到500多人。”王健说。
但沈石蒂一家并不是在这次浪潮里来到哈尔滨的。
俄国犹太人真正的黑夜，从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才开始到来。
因为战败，当时俄国国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爆发了革命。为了推卸战败责任，转移社会矛盾，俄国政府进一步煽动反犹情绪，曾经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在经济上对日本的支持，从而引发了俄国境内新一轮反犹狂潮。
数百个城市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非命，于是，许多在华俄军中的犹太士兵和被日本遣返的俄国犹太人战俘都不愿意返回俄国，绝大多数留在了东北。
另一路，几万俄国犹太人正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东北，沈石蒂一家就在其中。到达哈尔滨时，正是1915年，当时沈石蒂只有13岁。
两年后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了躲避内战和国内动乱，又有大批的俄国和波兰犹太人涌入东北，定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中东铁路沿线的一些小城市。
“根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仅定居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就达到了12000至13000人，而经过哈尔滨辗转去英、法、德、奥等国的犹太人也不下万人。”王健说。
根据摩西的描述，沈石蒂的父亲在哈尔滨时经常向周围的村民出售服装和布匹，以此让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过上虽称不上体面，但仍保有尊严的生活。
在哈尔滨，沈石蒂就读于技术学校，但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的志向绝不止于当一个售货员或者火车车窗操作工。
沈石蒂在简历中对去上海的原因描述得十分模糊，事实的情况是：这个俄国年轻人被“红色力量”感召了。
沈石蒂当时非常热衷于他的理想：为了劳动者的地位而奋斗。他的父母却没有多少热情倾听他的想法，于是这个男孩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离家出走了。
几经周折，他最后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不久，一个突发事件让年轻的沈石蒂决定离开这里。
沈石蒂在晚年曾向以色列记者诺瑞特·哈里夫回忆过那段经历：
那是在1921年的一天。大街上出现了士兵——他们向平民开枪，向无辜的人开枪。将他们打死后把尸体扔在大街上。我感到震惊，第二天我就逃到了港口。那时候我17岁，什么都没有带。
而后，身无分文的沈石蒂满心惊恐地跳上了一艘英国客船。
他对哈里夫说，如果那艘船是开往檀香山的，那么我去的就是檀香山。
但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檀香山，而是中国上海。
初到上海
抵沪后，沈石蒂马上就把自己的原名希约马·里夫希兹改为了更容易发音的Sam Sanzetti。据摩西说，Sanzetti这个名字有很明显的意大利语特征，很可能是沈石蒂看了某本意大利杂志后突发奇想出来的。他的中文名字“沈石蒂”就是Sanzetti音译而来。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沈石蒂曾经这样描述他初到上海的感受：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但我并没沉溺于浮华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在上海，年轻的沈石蒂慢慢发现，他真心想做的事是摄影。
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李阁朗就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到了1920年以后，照相成为了一种风尚。
当时沪上开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馆总数估计有上千家，最有名的被称为“四大天王”，分别为王开、万象、顶张和耀华。
沈石蒂正赶上了老上海照相业最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在当时，这一行的门槛却远不是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能迈过去的。
沈石蒂对哈里夫回忆，“我开始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宾馆里”，他对初到上海的那段时光仅有这一句描述，似乎他并不想反复回忆那段比较贫穷的日子。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沈石蒂的生存状况非常窘困。他会说俄语和英语，却没有工作，在上海赤手空拳、一贫如洗。
《卢湾史话》中记载，沈石蒂在上海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路上一家美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门前摆摊儿擦皮鞋。
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即便那么穷，他仍然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架廉价的小照相机，用来拍摄异国他乡的风景，而且他从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
关于沈石蒂是如何在上海滩发迹的，各方的说法有比较大的出入。
《卢湾史话》中说，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名叫“温德伯格先生”的美国摄影师扫了一眼沈石蒂的作品，就立刻介绍他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工作。
潘光则认为，是沈石蒂擦皮鞋旁边的那家照相馆的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
但据摩西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才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了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已经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照相馆云集之地。
凭借着犹太人的智慧和精明的商业才华，经过不到十年的奋斗，沈石蒂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标准“中产阶级”。鼎盛时期，他的照相馆雇用了31名工作人员。之后，他又在另外三处开设了分店。
沈石蒂晚年曾跟摩西说，照相馆最初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名声渐响后，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也纷纷找上门。
总之，因为照相，沈石蒂在当时能够以最大的维度接触到上海的各个层面人群，尤其是上流社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敲开沈石蒂照相馆大门的，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人群。
哈里夫1970年在以色列报纸《七天》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沈石蒂的文章。文中这样描述：
他们不停地敲着他的门，要求他用胶片留下他们永恒的影像。他们来的时候穿着优雅，配以首饰和荣誉徽章，志得意满而又如参加典礼一般庄重。这些人里有富裕的中国人、政界要员、达官显贵、各国使节、地主、磨粉厂厂主，有尊贵的夫人，娇弱的少女，母亲和孩子，忠贞的妻子，也还有情妇和小妾。而他，沈石蒂先生，用他的相机和镜头将所有人变为永恒。
1928年，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内文以溢美的语气介绍了这位远在上海的26岁年轻摄影师：
沈石蒂一直爱好摄影，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四家店而努力，他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事实上，沈石蒂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苦恼，相反，他在上海的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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