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撰文谈当年被撤职后生活：图书馆可疗伤(图)【4】

　　于幼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的留影 （李昭淳 摄）

　　4.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着“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

　　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

　　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她们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

　　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

　　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

　　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

　　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

　　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

　　我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阅读、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增补了许多新史料、新论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写了10万字左右。

　　终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部书稿清样，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顿觉如释重负。

　　非常凑巧的是，那天上午，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也许是苍天有意给我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我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