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主戰場——人類抗擊法西斯的東方回憶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日電（記者白旭　明星　牟旭）老兵張正國和胡利東並不相識。

　　然而，７０多年前的一場戰爭把千千萬萬像他們這樣的普通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也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命運。

　　７０多年后，１０１歲的張正國住在湖南芷江木葉溪村的木屋裡，偶爾還會夢見打仗，大喊“沖啊”。

　　而在河南信陽的長台關鄉，９８歲的胡利東在自家堆滿蜂窩煤的磚房裡，歷數當年戰友的名字。

　　“那幾年，我把這輩子的仗都打完了。”胡利東說。張正國則感慨：“要是當年打仗死了，也就看不到今天的好日子了。”

　　從白山黑水到長城內外：打響反法西斯戰爭第一槍

　　１９３１年，父母早亡的張正國寄住在叔叔家。１４歲的胡利東還在和３個小伙伴一起放牛。

　　在遙遠的歐洲，德國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正促使各階層矛盾不斷激化，兩年后希特勒上台。

　　在中國東北，日本軍國主義已開始行動。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軍入侵沈陽，進而佔領東三省。

　　日本染指東北的目的在《田中奏折》中寫得很清楚：“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地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

　　“九一八”成為被歷史銘記的日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說，東北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日本是最早形成的戰爭策源地，日本點燃了法西斯對外侵略戰爭的第一場戰火，中國人民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

　　從義勇軍到抗日聯軍，東北抗日力量與侵略者進行了長達１４年的斗爭。抗聯領袖趙尚志犧牲后，敵人殘忍地割下他的頭顱。趙尚志的老父親沒有落淚，對家人說：“我死后，在我墳前戳個板兒，上面寫上‘趙尚志之父’５個字足矣。”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朱成山統計，東北１４年抗戰中，有７０位以上的中共將領獻出了生命。“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實屬罕見。”

　　１９３２年，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１月２８日，淞滬抗戰爆發。

　　“西方對日本干涉上海的行為感到震驚，認為這是侵略。”美國學者唐納德·喬丹在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ｉａｌ　ｂｙ　Ｆｉｒｅ（“戰火考驗中國”）一書中寫道，“然而世界范圍內嚴重的經濟衰退、隨之而來的軍隊縮減以及牽扯到遙遠而復雜的中日對抗中的不情願態度，使得他們沒有阻止在上海的日軍。”

　　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今年８０歲的蔣建國保留著當年父親發出的電文復印件。這份《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寫道：“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

　　“十九路軍全是步兵，武器落后，士兵多是廣東人，穿著草鞋短褲。”蔣建國說。

　　后來，蔣光鼐給１９３２年底出生的女兒取名“蔣抗日”。

　　不久，抗日槍聲也在華北響起。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抗擊侵華日軍進攻。

　　少將旅長高建白之子高振宇從父親的筆記中看到這樣的記錄：“冷口防線上黃風陣陣刮起，黃沙彌漫，飛速地掃射著我們”，然而，“官兵士氣高漲”。

　　“幾處高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來回拉鋸。每次拉鋸，都有一批勇士倒下。”高建白寫道。

　　大刀成了長城抗戰的象征。趙登禹將軍的女兒趙學芬回憶，父親組織大刀隊夜襲日軍陣地，“日軍當時死傷慘重，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腦袋就掉了”。

　　如今，將士們奮戰過的這片土地滿目蒼翠，唯城牆上斑駁的彈孔提醒后人這段歷史。

　　１９３３年，張正國參了軍。３年后，放牛娃胡利東也和３個小伙伴一起當了兵。

　　從盧溝烽火到百團大戰：中國的孤軍奮戰

　　蟬鳴聲中，盧溝橋矗立在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橋上石獅形態各異。這一有著８００多年歷史的古老建筑仍然吸引著各地游客。

　　然而胡利東記憶中的盧溝橋則是另一個樣子。

　　“橋很寬，上面可以走好多坦克。”這位河南老兵回憶道。１９３７年７月，他隨部隊駐扎在盧溝橋外。

　　關於“七七事變”，歷史是這樣記載的：７月７日夜，日軍一部在盧溝橋附近借“軍事演習”之名向中國駐軍尋舋，並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此要求被拒絕。日軍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駐軍發動攻擊並炮轟宛平城。中國第２９軍奮起抵抗。

　　“七七事變”標志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

　　兩年后，德國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全面爆發。“中國是最早抗擊軸心國侵略的國家。”英國歷史學者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早於英、法兩國反法西斯戰爭兩年之久，比美國參戰早４年。”

　　這是一個落后農業國家抵抗一個新崛起的近現代工業國家之戰。“步兵夏天穿著藍灰色的棉布制服，冬天只是幸運的人有棉衣或者羊皮衣服。”安東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他們腳上穿的是布鞋或者草鞋……他們沒有鋼盔，除非他們能夠從死去的日本兵那裡得到，他們會自豪地戴上。”

　　胡利東記得，當時一個連隻有兩挺機關槍、２０多支步槍——那種“漢陽造”還是晚清時期的武器，“剩下的人全拿著大刀片”。因為是新兵，他拿的也是大刀。

　　戰斗非常激烈。“日軍用的都是三八式步槍，還有百十輛坦克和４０多架飛機，機關槍掃射像刮風一樣。我們傷亡很大，一倒一大片。一個連１６０多人上去，下來隻有五六十人。”他說。

　　戰斗中，曾在長城揮舞大刀奮勇殺敵的趙登禹犧牲了，第２９軍副軍長佟麟閣也為國捐軀，成為全面抗戰爆發后殉國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７月１７日，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談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９月，由中國共產黨倡導、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胡利東所在的隊伍被重新整編，成為抗日名將張自忠領導的５９軍。

　　那年中秋，張正國所在的７３軍整裝待發。“很多老百姓都在路邊給我們送糖、送茶葉和月餅。”他說，包著月餅的紙上寫著“抗戰必勝”。

　　他們去的地方是上海。日軍於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向這個金融商業中心發動進攻，意圖３個月內滅亡中國。而淞滬會戰就打了３個月。

　　“我們接到命令，不能讓日本軍艦進長江。”張正國說。他們在陸地上，用的是中正式步槍，一次裝５顆子彈。

　　在付出沉重代價后，日軍佔領上海，又長驅直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開始了長達６周的大屠殺。

　　很多人會用“東方的奧斯維辛”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那場劫難。英國詩人奧登１９３８年在《來自中國的十四行詩》中寫道：“地圖上可以找到某些地點，那兒人民正籠罩在邪惡中，比如南京，比如達豪。”在達豪，納粹德國建立了最早的集中營。

　　南京大屠殺后，日軍南北夾擊蘇北的交通要塞徐州，而中國軍隊也需要一場勝利來鼓舞士氣。

　　張自忠帶領５９軍到了山東臨沂。

　　“當時天冷，雪過了膝蓋。”胡利東說，“對面是精銳的板垣師團。”

　　由於雪大，能見度低，日軍飛機無法攻擊，坦克也走不了。胡利東他們就在望母山一帶和日軍戰斗。

　　胡利東用大刀砍死了三四個鬼子。“已經顧不得套路了。敵人刺刀過來，抓住，然后就砍。”他一邊比劃，一邊說。

　　在他的記憶中，中方傷亡很大，地上的雪變成了紅色。有戰友倒下，一會兒血就不流了，被凍住了。

　　他的左側頸部有一個凹痕，是在那次戰役中子彈擦過留下的。

　　５９軍成功拖住了敵人。隨后，在距臨沂１００多公裡的台兒庄，展開了更加驚心動魄的戰斗。

　　戰役於３月２３日爆發，距西方戰場上德國吞並奧地利剛過去８天。３天后，日軍從距清真寺２００多米外的中正門攻入台兒庄。而中國士兵經過七天七夜的拉鋸戰終於奪回清真寺，並殲滅了最后一批２００名日軍。

　　居民李敬善４月中旬回城，先回來的人已掩埋了遍地遺骸，但直到第二年冬天他家屋前屋后的土地都是黑色的。年幼的他最初不知何故，直到有天下雨，地面的水變紅了，才知道原來那是滲進地裡的血，嚇得不敢出去玩。這樣的情形持續了幾年，雨水才由紅色變成粉紅色，最終血完全滲下去。

　　台兒庄一役，中國軍隊傷亡失蹤７５００余人，殲滅日軍１萬余人。這是全面抗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３日，美國《生活》雜志刊登了題為《一場勝利使台兒庄成為中國最著名村庄》的報道：“以其歷史轉折意義而聞名的小城鎮有滑鐵盧、葛底斯堡、凡爾登，現在又增加了一個，那就是台兒庄……”

　　事實上，台兒庄之前，中國軍隊就已經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全面抗戰開始后，中共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１９３７年９月，在長城著名關口平型關，八路軍１１５師將日軍精銳第５師團第２１旅團裝入埋伏圈，斃敵１０００余人，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

　　南京陷落后，武漢成為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中心，很多企業也沿長江撤到這座城市，曾經的戰時難民、教育家晏陽初把這一轉移稱作“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撤退”。

　　人們拿出積蓄支援抗戰，即使遠在西北部的新疆，各族群眾都紛紛出錢為中國軍隊捐飛機。

　　武漢的大街小巷都可以聽到一首名為《保衛大武漢》的歌曲：“我們要堅決地保衛著她，像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裡。”

　　彼時，西班牙馬德裡反抗獨裁統治的戰斗正如火如荼進行著，慕尼黑協定於當年９月簽署，已經吞並奧地利的德國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擔心來自西方德國的威脅。”安東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寫道，“他開始給國民黨派軍事顧問。”

　　武漢會戰可能是胡利東和張正國距離彼此最近的一次。武漢會戰是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戰，戰場涉及河南、江西、湖北等地，中日雙方投入兵力巨大。

　　胡利東隨部隊到達河南信陽。他仍然沒有槍，武器是手榴彈和大刀。

　　“鬼子在城裡，我們夜裡偷襲。”他說。最初，每個連挑出６０人組成敢死隊，搭梯子翻過城牆。能回來的敢死隊員，有時有一半，有時隻有三四個。

　　第四天，胡利東進城。日本人從夢中驚醒，拿起槍准備戰斗。胡利東面對的是一個看上去２０歲左右的日本兵。他左手奪過日本兵的槍，右手拿刀從對方頸部斜削了下去。

　　當時，張正國在江西九江。他在戰斗中中了日軍的毒氣。“一時間眼睛看不到，說不了話，失去知覺。”他說，“好多士兵都中了毒氣，失去了戰斗力。”

　　戰斗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持續。江西永修縣居民李屏水看到日軍投下了照明彈，“地下連針都能看見”。

　　張古山數次攻守相易。“白天，日本用飛機轟炸，炸的坑很大很多，一眼看過去一大片，有兩個篩子那麼大。”現年８３歲的李屏水說。

　　而在夜間，時任副旅長的張靈甫率敢死隊赤膊攻山，手臂綁著白毛巾。“摸著穿衣服的就是日本人，就打。”

　　雙方傷亡慘重。“人和馬的尸體在山上堆滿了。死人身上的蒼蠅飛起來一大片，太陽都能遮起來，蠅蛆的蛹殼有一尺高。”李屏水說。

　　戰爭結束后，山上的樹光禿禿的，枝葉都炸掉了。漫山遍野隨處可見子彈殼。李屏水還用彈殼去換過鹽，一斤換一斤。

　　幾乎家家戶戶都撿到過刀。“日本人的刀好，中國的刀挖出來就鏽了。”他說。他們還撿到過手表、金牙、鋼筆。“日本人的表小，跟現在的女式手表一樣。鋼筆上面有日本字。”

　　李屏水當時並不知道，那場被稱為“萬家嶺大捷”的戰役將載入史冊。

　　“那場仗在１０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打了半個月。中國軍隊第一次全殲日軍師團，在武漢會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以時間換空間，保証了國民政府轉移。”九江市史志辦副主任柳秋榮說。

　　“日軍雖然佔領了武漢，有生力量卻極大消耗。”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說，“１９３８年前后，日本希望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斗。他們本以為佔領武漢可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

　　結果日軍卻付出了４萬人傷亡的代價。“武漢會戰標志著日軍戰略進攻階段的終結。”張海鵬說。

　　作家王樹增表示，武漢會戰消耗了日本國內的資源，將其拖入了戰爭泥沼，使其進攻東南亞的計劃受阻，這是他們非常不想看到的。

　　日本防衛廳檔案顯示，為了准備武漢會戰，日本“沒有余力應對蘇軍”。

　　拉納·米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４年裡，中國一直孤軍奮戰，獨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他說：“此后４年，盟軍在歐洲與亞洲兩個戰場同時作戰，均獲得勝利，其中中國的持久抗戰功不可沒。”

　　中國在抗戰最艱苦時期，受到考驗的是民族信念和毅力。

　　１９４０年，日本為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一面積極推行對蔣介石的誘降活動，一面以大規模軍事行動和對重慶、成都的狂轟濫炸逼蔣求和。“東方慕尼黑”的烏雲籠罩中國。

　　“我相信蔣介石是不會投降的，但當時已有不少人主張和談，包括當時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王樹增說，“中共領導的百團大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動的，以決死作戰的方式遏制了投降的風潮。”

　　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軍指揮部動員１００多個團對日軍發起大規模攻擊，拔掉了敵人的碉堡、據點，炸毀了交通線。

　　老百姓非常支持百團大戰。董保和時任縣婦委會主任，發動婦女給將士做鞋縫襪烙煎餅。“許多人穿的還是草鞋，全縣婦女姐妹白天晚上忙著納鞋底，想著為抗戰盡一份力。”

　　周金花當時８歲，和家人一起炒黑豆，黑豆沒了，就炒小米給戰士們吃。

　　百團大戰歷時３個半月，斃傷日偽軍共２５８００余人，俘虜日偽軍１８６００余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和軍用食品。

　　陽泉的百團大戰紀念館有一個相冊，是從一名日本軍官處繳獲的。相冊藍布的封面已破損，裡面貼了１６頁照片，記錄了這名軍人的變化。

　　最初的照片有天真的孩子、穿和服的家人。在初中班級合影的照片旁邊，主人工整地用鋼筆寫下所有人的名字。后來，年輕人穿上了軍裝，站在吉普車旁或伏在壕溝裡。有一張照片，他手拿刺刀，得意地站在一片房屋廢墟中。

　　那段時間，延安成了中國抗戰的一個中心。在這裡，毛澤東寫出的《論持久戰》，成了中國抗戰的指導理論。

　　張海鵬認為，抗戰中，正面戰場牽制了日軍在中國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則被牽制在敵后戰場。

　　123下一頁 123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