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與延安叢書》筆談：青春的夢想與回憶【3】

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讓我們排成一行行，站在當年耕種過的圪梁梁”

　　著名作家 高建群

    記錄知青的書出版了，厚厚的兩大本，謹獻上我的祝賀。我常說，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這件事，是一件大事，應當有碑子把這近三萬名知青的名字刻下來，立在延安的一個地方。我還說，應當有厚厚的一套叢書，記錄下他們的故事，收集一些老照片，立此存照。

    我還說，這個記錄務必做到公平，不僅要將有名有姓的人記錄下來，更要將那些默默無名的人記錄下來。這是對歷史的尊重。

    這批北京知青的到來，最大的受益者是延安人，他們改變了延安人的觀念，改變了延安人的服飾、飲食習慣和生產生活方式，它讓延安和首都北京的距離，貼得更近了。第二大受益者則是這些知青，插隊生活讓他們進入民間，像一個真正的農民那樣生活和思考，那樣從社會最基層來看中國，來了解中國。

    我小這一茬知青一兩歲。我有許多的北京知青朋友。如果將他們一一寫出，會是一篇大文章。詩人高紅十是我的朋友，我們將近四十年前在延安市辦的創作學習班認識。那時紅十已經和她的北京大學同學，寫出那首著名的《理想之歌》，《人民日報》發了一整版，成為知青運動的宣言書，而紅十本人也成為知青運動的風雲人物之一。

    1994年秋天在北京，紅十請我吃飯。那是一個黃葉翻飛的日子。我們去的地方是張自忠路口的老三屆餐廳。類似這樣以知青命名的餐廳，北京還有兩個：老插餐廳和黑土地餐廳。席間，從第一批知青薛喜梅、邢燕子、侯雋，一直談到了后來的許多知青，談到這一代人后來的命運，感慨頗多。而窗外翻飛的黃葉，此刻令人想起俄羅斯天才詩人葉賽寧的兩句話：“金黃的落葉堆滿我心間，我已經不再是青春少年！”

    寫出《我的心兒在高原》的詩人梅紹靜是我的朋友。她現在還好嗎？這位命運多舛的才女、藝術的殉道者。寫出《干媽》的詩人葉延濱是我的朋友。還有作家陶正。1982年秋，為紀念陶正他們辦的那個小報多少周年，陶正回到他插隊的那個村子。他上了坡坎，突然，老鄉放了一條狗來咬他，他嚇壞了，連滾帶爬跑下坡來。站在坡底，他又喊。他說老鄉明明看見他了，就是躲在門后面不出來，這使他很納悶。后來，見他不走，終於有一個婆姨走出門來，站在窯畔上喊：“喂，北京娃，你是不是來要你的知青窯來了？”原來，北京市政府當年給每個知青點上都建有知青窯，陶正走后，這孔窯讓這家老鄉住了，老鄉是擔心他來收窯。陶正聽了，哭笑不得。

    這當然是個別情況。我陪過許多撥北京知青回隊，他們對老鄉的感情，老鄉對他們的感情，雙方抱在一起大聲痛哭的情景，連在一旁的我都落了淚。有個女知青叫郭林，當年修延安至延長的公路時，她拉的架子車翻了，砸斷了兩條腿，又到廣州重接了一次。我陪她回過隊，她一進黑家堡村子就放聲大哭，半天的時間，她把每戶人家都走了一遍，給每家都放上二百塊錢。她摟著房東大娘哭得死去活來，一邊哭一邊說：“大娘呀，我以為我再見不上你了！”至今我寫這短文時，我的眼睛也潮濕起來。

    讀了《苦樂年華》和《黃土蘊情》，我條件反射似的想起了這些人和事。在插隊歲月成為歷史之后，延安為知青修史，算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這兩本書，還原了歷史的現場，記錄了插隊生活的真實場景，追憶了知青們在黃土地上度過的苦樂年華。尤其是以深情憶往感懷多的朴實筆法，將插隊生活中的那些真實細節從記憶中挖掘出來。這些原生態的生活細節所散發出的人生百味，讓人百般咀嚼，回味無窮。而《黃土蘊情》裡所散發出的人間真情，正是知青與延安父老的一種衷腸互訴。這份情、這份意，將會在歲月的流逝中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當年赴陝北插隊的近3萬北京知青，而今留在陝北的，隻剩下300多人了。哦，300壯士，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想我的筆更有理由向你們致敬。

    延安人編撰了這套叢書，我希望這只是一個開頭，后邊還應當再做許多的事情。把這塊高原這一段彌可珍貴的歷史記憶，記錄下來，告訴世界，告訴我們的后代。這既是我們的一片心意，也是我們的責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