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與延安叢書》筆談：青春的夢想與回憶【2】

　　上山下鄉的知青們對當時的經濟形勢不會有深刻的了解，他們頂多隻能從家長的談話中知道國民經濟的下滑，工廠的停產，不少地方仍在武斗。但他們所得到的印象是支離破碎的。經濟學家中，有誰敢直言“文革”以來社會歷年積累下來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形勢越來越嚴重？然而中央政府卻不能不為就業問題而擔心。組織“知青”下鄉，一舉三得：一是大大緩解了社會就業狀況，因為到農村插隊落戶，或者到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都等於就業了﹔二是當時的農村確實需要年輕的勞動者，每一個村增加幾十名知識青年參加勞動，是可以安排的﹔特別是山區，增加一批年輕的勞動者，可以墾荒、修路、植樹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對於這一批年輕人來說，這也是懂得中國國情的一次再教育機會。

　　然而，一旦一大批“知青”在艱苦的農村待久了以后，他們的思想、情緒、格調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是我同后來上了北京大學的“知青”們接觸時所感受到的。據這些“知青”反映，他們剛上山下鄉時，盡管嘴上常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八字，但心裡還是多少有些埋怨的，特別是他們常常提到，為什麼某某同學不下鄉，在城裡安排工作了，而我們卻到農村來了？為什麼某某同學即使下了鄉，卻被照顧性安排到某個條件較好的村，而我們卻分到了條件最差的村裡，整天上山修路？整天背大石頭？牢騷不少，但很自然。我曾經問過他們：以后怎麼樣？他們說：“越是窮山溝裡，當地的農民越朴實，我們跟他們接觸后，受感染了。”他們還說：那時人人在想，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到頭啊？什麼時候可以回城啊？但周圍一看，當時農村中的老老少少，一年到頭都在這窮山溝裡待著，隻想靠自己的勞動能有碗飯吃，從沒有想過“什麼時候可以回城”之類的問題。再看一些同我們年齡相差不大的農村小伙子、小姑娘，他們中有一些人幾乎從來沒有進過城，也不知道城裡是什麼樣子，同這些真正的山溝溝裡的年輕人相比，我們有這種或那種牢騷、抱怨，不感到羞愧嗎？只是到了這個階段，“知青”才從心裡開始融入當地社會。

　　下鄉“知青”們漸漸地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同當地的農民越來越親，越來越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他們和當地的農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還有年輕人，逐步打成一片，他們真正融入了當地社會。他們在山間地頭同農民們一起敘述家常，一起談論把窮山溝改造成新農村的暢想。問他們：“還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沒有時間想，隻想到眼前的農村要變化，不變不行，哪有閑工夫去想家呢？”問他們：“有什麼打算？”回答是：“加把勁，把窮山溝改造好，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願望。”

　　說上山下鄉的幾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年，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這是“知青”們的心裡話。他們變了，他們不再像剛來時那樣嬌氣、那樣文弱，那樣自視甚高，那樣不合群。他們融入了當地社會。有些“知青”當上了村干部、鄉干部，有些“知青”被調去辦社隊企業了，有些“知青”經過培訓成為赤腳醫生，還有些“知青”做了小學或初中教師，辛勤地教課，批改學生作業。他們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這就是環境的力量。環境在無聲無息地改變一個人，重新塑造一個人。

　　1977年恢復高考，一大批“知青”離開了插隊的農村，但他們忘不了這塊培育了自己的黃土地、黑土地。又隔了一年左右，“知青”下鄉的政策停止施行。“知青”們的上山下鄉給當年的國家緩解了就業壓力，這已是經濟學家們的共識，但這只是“知青”就業問題的一個緩沖，因為就業問題只是拖延了解決的時間，而沒有真正得到緩解。“知青”們於1979年大量回城，各地政府用了大約三年左右的時間才使就業問題在新的政策措施影響下真正得到緩解，新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勵私營和個體創辦企業﹔在國有企業的大框架下建立集體企業，以吸納新就業者﹔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容許鄉鎮企業自籌資金、自主購買機器設備、自找商品銷路，以增加就業，等等。其中，鄉鎮企業的發展起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除了吸納一部分人就業而外，還創造了一個“計劃外的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從而初步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統天下”。

　　20世紀80年代，我在沿海幾個省份考察時，碰見了一批私營企業的創業者（當時還沒有“民營企業”這樣的稱謂）。在火車上、長途汽車上同他們閑聊，原來他們曾經是“知青”，從農村回來后，辦起了私營企業，有的當時還挂靠在“集體企業”的體制下。大浪淘沙，潮落潮升，又隔了這麼多年，我想其中肯定有些“知青”已成為名聞一方的民營企業家了。

　　這場涉及人數多達1700萬人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雖然早已結束，但給今天的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知青”們都有過自己的青春年華，有過自己年輕時的願望和夢想，有過自己的不平凡的經歷。相隔45年了，那些“知青”如果當年16歲的話，今天已經61歲了。他們也許還能從自己的相冊中找到當初的留影，一幅幅風華正茂，勃勃英姿的老照片給了他們多少欣喜，多少留戀，多少回憶。但他們仍會有當初的氣概：“我曾經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祖國的農村、山區和邊疆。”

　　讀一讀《北京知青與延安叢書》吧！叢書前兩卷的作者，都是當初下放到延安農村的北京“知青”。他們的文章，不但記載了農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且描述了他們的思想轉變過程。用紀實文學的語言來概括，可以說由此還原了歷史的現場，把那個年代大多數年份中國農村的凋敝、特別是造成農村貧窮的症結在不經意的回憶中展示在我們的面前。那是一個城鄉從體制上截然被分割開的時代，二元戶口制度之下產生的“盲流”這樣的群體，產生了窮山溝裡的“黑戶”。他們冬天不敢走出窯洞，因為身上隻有一件單衣。“知青”們在執行驅趕“黑戶”任務的過程中，真是感慨萬千。《苦樂年華：我的知青歲月》中有一篇《斷黑戶》的文章，最感人的情節是：這位“知青”在驅趕“黑戶”時，看到那一家人沒有足以御寒的衣裳，悄悄地將自己身上的八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和五元錢塞到這一家“黑戶”手中。這是一種人性的溫暖，是真誠的同情心。不是身歷其境的“知青”，能寫出這樣動人的回憶錄嗎？幸運的是，通過改革開放，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終於啟動了，逐步推進了。今天再也看不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拖兒帶女，流竄於深溝大山之間的慘劇了。

　　盡管“知青”們的上山下鄉已成為往事，但他們不僅親身參與了當年的艱苦勞動，而且還留下了精神財富：寫不盡的往事追憶。全國共有1700萬名“知青”，東到鬆花江和黑龍江交匯處，南到海南的椰林橡膠林，西到新疆的邊防線，北到大興安嶺的國有林場，全國哪一個地方沒有“知青”的足跡？如果全國有更多的知青回憶錄出版，那該多好！我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程中，有更多的勵志之作問世，必定能激發出更加強大的精神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