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專訪厲以寧：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轉【4】

湘西邊城的文學少年

和厲以寧談話，他儒雅、溫潤的氣質常會讓人忘了他的年齡。但厲以寧並非出身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糧店店員，母親沒念完小學，17歲就嫁入厲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長子厲以寧，“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南京的簡稱。兩年后，厲以寧弟弟出生，父親開始經商，家境得以改善。

厲以寧4歲時舉家遷往上海，住在租界內，6歲入學讀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隨家人遷往湖南沅陵，就讀於湖南名校雅禮中學（當時它由長沙遷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厲以寧遠眺山水，醉心文學，“總是把沈從文的小說當成枕邊的讀物”，還以“山外山”的筆名寫小說，為日后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打下基礎。

抗戰勝利后，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進入金陵大學附中，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高中畢業前，全班同學去參觀一家化工廠。“如果全國每一座城市都擁有這樣陣容齊備的化工企業，國家能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上，那麼，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就不會淪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厲以寧決定走“工業救國”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時，他選擇了化學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厲以寧決定參加國家建設。年底，他回到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當會計。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經把湖南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直到花甲之年，他還填詞抒懷：“山城一別幾多秋，少年游，夢中留……”

1951年，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並委托雅禮中學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趙輝杰代他報名。趙輝杰覺得厲以寧做過會計，便替他做主，第一志願報了北京大學經濟系。7月，厲以寧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經濟系的錄取通知書。他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被命運推上了經濟理論的研究道路。

當時，北大經濟系和中國各行各業一樣，一切以蘇聯為權威，講授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羅志如教授開設的《國民經濟計劃》課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之間，還存在著第三條道路。”

大學4年，8個寒暑假，厲以寧都沒有回家，全部泡在圖書館裡，沉醉於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經濟學著作中。當時的經濟系代理系主任陳振漢稱贊他“成績優異，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厲以寧畢業留校。“我認為自己口才不好，願意從事經濟系資料室編譯工作。”沒想到，兩年后，反右運動開始，陳振漢、羅志如等人由於起草了《關於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遭到嚴厲批判，他們的得意門生厲以寧也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一直被扔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這20年的冷板凳，讓厲以寧受益匪淺。“面對資料室裡大量的中外經濟學原著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我一頭扎了進去，接觸各種經濟學觀點，還翻譯了一些經濟學原著和論文。”

更難得的是，逆境之中，幾位教授繼續對厲以寧言傳身教。陳岱孫、趙迺摶（音同乃團）教授教會他“鬧中取靜”的學習習慣﹔羅志如教授跟他談世界經濟、談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研究經濟史的周炳琳、陳振漢教授不顧旁人非議，照舊和厲以寧來往，讓他幫忙收集和整理資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開始，厲以寧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徑驟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難防卷地風。狂風過處，催老青山多少樹。今夜難眠，萬戶千家一個天。”這是厲以寧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1969年，厲以寧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農場勞動。那裡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區，據說連勞改犯都忍受不了那裡的環境，不斷逃跑。在一張發黃的舊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的厲以寧瘦得顴骨凸起，肩上扛著一把鋤頭，腿上沾滿泥水，褲腿一邊高一邊低。他不再是詩人，更不是經濟學者，而是一個正被極度疲勞折磨著的人。

1971年秋，厲以寧被轉到北京大興農場。此后4年裡，他又不斷在北京郊區“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徹底在學校裡安定下來。

20年的動蕩中，厲以寧記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了許多無法發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鋪下。改革開放后，正是憑借“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他擔起中國經濟學界領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發表就夠了。一句玩笑，幾多辛酸。

這20年的坎坷也讓厲以寧的經濟觀點發生了劇烈變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麼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厲以寧下決心探尋一條社會主義經濟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