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滄縣小朱庄村的水污染事件暴露的問題,應當引起政府管理者對人們居住環境的高度關注和政府職能的深刻反思。由於發展階段的局限,改革開放開始以后的較長時期裡,經濟建設一直是政府的職能重心。在經濟快速崛起的同時,由於在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理念、政策、實踐上的一些顧此失彼的偏差,使我國在享受經濟成果的同時,也在為由此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付出巨大代價。
環境問題不能等閑視之
小朱庄村遭遇的喝水危機只是一個縮影。根據國土資源部的調查,在進入本世紀的最初三年中,尚有超過60%的地下水源達到1-3類良好以上標准。而到2010年前后,屬於4-5類輕度和中度以上污染的水源卻佔到了近74%。這兩個數字的顛覆竟然隻用了不到十年時間。2011年,全國城市55%的地下水是較差和極差的水質,在農村約有3.6億人喝不上符合標准的飲用水。按照環保部所說,我國大面積江河湖泊和近海水域以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近年來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日益積累加劇著生態環境危機,致使空氣、食品、飲水嚴重污染,成為威脅我國居民生存安全的尖銳問題。
“經濟增長與環境損失並存”的局面,已經成為對中國執政者和政府管理者的嚴峻挑戰。它不僅是一個健康和環境問題,也不僅是一個經濟與社會問題,而且還是一個事關國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問題,不能等閑視之。
在實踐中沒有完成的轉變
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帶有持續性。這意味這些原因不僅在過去存在,而且今天依然存在。在政府職能定位層面上,盡管中央已經注意到要全面發展、和諧發展、統籌發展、科學發展,強調在搞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強調要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轉變﹔強調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但在一些地方領導的實踐中並沒有完成根本性轉變。
在有的領導者的認識中,經濟增長幾乎就是政府職能的全部,為此目的,任何犧牲都可以在所不惜。這是迄今為止很難撼動的深層障礙。官員政績觀念仍然是“經濟發展出政績”。職能轉變上的不徹底,維護的是經濟職能的剛性。雖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從2008年開始就進入政府高層決策者的視野,但強國富民的強烈願望成為經濟增長的持續壓力,GDP自然就延續著根本標准的地位,無論這些年考核體系在表面上怎樣變換內容,但決定政府官員前途的並不是“綠色生態”,GDP依然是從上到下各級官員無法放棄的政績觀。
處於建設中的問責制本來就彈性有余,也表現在面對GDP數字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在污染造成的人民生命健康巨大損失面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遮掩搪塞,為無良企業遮風擋雨和“保駕護航”。在這類監管失職事件中,最常見者不過是責任者為求他日復出而暫避風頭的“道歉”和“免職”,承擔相應補償責任和法律責任者並不多見。
使命如何轉化成管理行動
剛剛結束的十八大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進一步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大建設”目標之一,說明領導者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損失並存”的嚴重問題已經建立起清醒認識,並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項執政使命。
如果要使這種使命轉化為有效的管理行動,就要求管理者按照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履行職責。尤其對於地方而言,與服務型政府相關的職能決不是宏大敘事和標語口號,而是與廣大民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環境營造,尤其是每個人須臾不能離開的油鹽醬醋茶和吃喝穿住行,以及關乎所有人生命健康的空氣質量和居住環境,理應列為政府基本職責范疇,使人們的基本生存安全受到政府最起碼的看守維護。不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不是有益於人的發展的經濟發展,最終是毫無意義的。
針對生態環境的短板現狀,需要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標准作實質性調整。GDP隻能是其中一個方面,而生態環境則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在官員政績體系中一定要確立其剛性地位。
生態政績觀在管理實踐中的體現,既包括以人為本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指標,又包括與經濟發展速度相適應的環境生態保護投入﹔既包括科學合理的法律規范體系,又包括嚴格有效的執法監督體系﹔既包括對失職瀆職官員的依法懲處,又包括對做出生態政績官員的充分激勵。
確立生態政績觀還要對生態環境管理職責體系進行合理歸並與整合。生態環境管理一直存在多部門介入和職責交叉分散問題,嚴重影響效率與權威。應參照食品藥品監管職能梳理與整合的類似做法,對水資源和大氣環境的多頭管理,採取同樣的改革措施,建立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的生態環境職能體系。這是為人民營造良好生活環境、克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短板、建設我國生態文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