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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中央決定,自己願意公開財產,因為我沒多少財產,很容易公開。——俞正聲
隻要有這個制度設計,我會率先公布我所有財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
我本人表態,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我會帶頭公示。——廣州市市長陳建華
我跟陳市長的態度完全一樣,已經做好了准備。——佛山市市長劉悅倫
官員財產公示是制度安排,不是個人表態的問題,我們既然願意參與試點,本身就表明了態度。——韶關市委書記鄭振濤
從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厘米式”的推進中,我們看到各派激烈的交鋒,民間掘密能力對改革的推動,輿情風向的每一次變化。
這樣的“能見度”,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高層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決心和途徑:對這樣的“硬骨頭”進行改革,隻有在廣泛的爭議下才能凝聚共識,一點點打破利益壁壘。
我們試著從傳播學的角度觀察與分析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推進過程,這樣漫長的進程,展現了一個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的“真實而復雜的中國”。
“籠子論”走紅
終於到了“隻等上級通知”了
“如果接到財產公示的通知,我會帶頭公示。”1月24日,在廣州市人大記者會上,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表態。
這樣的表態,在日前召開的各地兩會上頻頻傳出。而記者的提問,已經從要不要財產公開,變成單刀直入式的追問:“你有多少套房?”“你有多少存款?”
我們注意到,大部分官員表態都附帶一個前提條件:“隻要上級通知,我願意——”
這樣一個標准答案很難引起媒體興奮,直到主動公開家產的廳官范鬆青出現。
圍繞這位“廣東公開財產第一官”的諸多細節被放大,大眾視線得以走進他們之前難以接近的“兩會幕后”,一窺這場博弈的激烈。
公眾聞到的是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你是一個廳局級干部,怎麼隻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在廣州市政協會議分組討論上,范鬆青面臨同僚咄咄逼人的追問。
就在這位廣州市政協副主席擔心自己“樹敵太多”時,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發出反腐倡廉動員令,他的這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更被各報紙直接拿來作主標題。
時政新詞“籠子論”迅速走紅。互聯網語境下的流行詞,其實是對社會現實最敏感的反映。有網民立即把這個詞原出處翻出來,它來自小布什在競選美國總統時曾對選民說的一句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不是留下了多少宏偉建筑和科技成果,而是馴服了權力,把統治者關進了籠子——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跟你們說話。”
究竟什麼樣的籠子,才能關住權力?什麼樣的制度才是“好籠子”?會不會守著籠子找籠子?對“籠子論”內涵的持續挖掘引發了社會共振,並立即和時政熱點官員財產公示挂鉤。
廟堂與江湖兩種語系遙相呼應,社會輿情在習近平的“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政治目標下進一步追問:官員財產公示這個現成的“制度籠子”什麼時候啟用?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再假裝摸石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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