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2】

我們說“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於抓住國內巨大需求潛力釋放的最大機遇、發掘人口城鎮化的最大潛力，直接取決於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就是說，要以“最大的紅利”，抓住“最大的機遇”，釋放“最大的潛力”。當前，改革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1）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2）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未來幾年的改革能否在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進展，將牽動和影響發展穩定大局。（3）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逼迫我們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動權，盡快形成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一、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分析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需要客觀判斷國內市場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趨勢。隨著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結構與規模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需求為主向發展型需求為主、由物質性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的轉變。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我國未來5∼10年消費潛力釋放與結構升級的空間巨大。初步測算表明，到2020年，城鄉居民名義消費總量規模有望達到45萬億元左右﹔加上消費潛力釋放創造的投資需求，2020年內需規模有可能接近百萬億元的級數。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能否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重要戰略機遇，取決於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

1.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繼續高度依賴投資還是以擴大消費為主？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資率符合基本國情。問題在於，多年來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規模增長過快，使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實踐証明，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消費需求支撐和引導的投資，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會給中長期的增長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適應消費需求釋放和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重在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1）改變投資結構。一是要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適應我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趨勢，要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這既能釋放消費需求，又能拉動有效投資。二是要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應當說，這方面的空間很大。以文化產業投資為例，適應廣大城鄉居民的文化需求，投資於有市場的文化產品，未來5年左右有可能使我國文化增加值佔GDP比重實現倍增，即由目前的3%提高到6%左右。即使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國文化產業佔GDP的比重，與日本、韓國等國相比，仍有2∼3倍的差距。（2）優化投資來源。打破民營經濟進入壟斷行業的“玻璃門”，使社會資本成為投資的主要來源，以確保投資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當前，由於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社會資本難以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性行業，已成為影響投資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重大問題。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已成為投資轉型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

2.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資本調整，日益成為影響和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投資結構，重在國有資本的合理配置﹔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順利益關系，需要國有資本及其收益盡快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來源，使廣大社會成員能夠分享國有資本增值創造的社會福利。著眼於轉型發展的全局，需要以強化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一是國有資本要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二是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對確有必要保留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並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四是盡快將國有資本納入全口徑財政預算體系。

3.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為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關鍵在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體佔比達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實現這一目標是個大戰略：意味著消費主體的形成與穩定﹔意味著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意味著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意味著“橄欖形”社會結構的初步形成。這就需要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盡快扭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為廣大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條件。（1）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鄉居民傾斜、向勞動者報酬傾斜前提下的倍增，以使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不低於GDP增長速度﹔使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從目前大約40%提高到50%以上﹔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內。（2）以制度公平為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能否首先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權益，已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需要：嚴格限制經濟適用房受益范圍，把住房領域的公共資源主要用於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為重點的住房保障體系，在這個前提下深化住房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推進城鄉、不同群體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尤其是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的制度統一﹔努力縮小財政對不同社會群體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差距，並建立公開透明的約束性指標。（3）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這是打破制度性約束、藏富於民的重大舉措，有利於增強經濟活力，有利於發展中小企業，有利於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