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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她將這間單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溫馨，牆上挂滿了家人的照片，還請人把自己最喜歡的一張沙發和幾件小家具從家中移到病房。聖誕節、春節，她還親手制作充滿童趣的小禮物，送給來看望她的同事。
最后老人一直在鎮靜狀態中度過，偶爾會醒來。醒來的時候，她總會費力地向每一個查房的醫生、護士微笑，有力氣的時候，還努力擺擺手、點點頭——所有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獨有的優雅。直到最后，她再也沒有醒來。
總在與死神拔河比賽的劉端祺說：每一次死亡都是很個體的，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可在無數次會議中，劉端祺都發現在“技術至上”的同行中間，自己是少數派。有時候坐在他身旁的“技術狂人”，明知他是誰，也不搭理他。
不久前，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毒理專家、醫學博士陳作兵，沒有選擇放療化療，而是讓父親安享最后的人生。劉端祺曾和圈內人為此事在飯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甚至到了快翻臉的地步。
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羅點點也是。在一家電視台的演播廳，她成了舉雙手贊成陳作兵大夫的人，而另一派，進行了激烈的反駁。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主持人不得不數次出來“滅火”。
事實上，這樣的爭論發生在全國的好幾家電視台、報紙上。連“總關注國家大事”的白岩鬆都花了20多分鐘，專門談這件事兒。
很多人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可能是“陳作兵或者陳作兵的父親”，這可能是“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正如白岩鬆在節目開場白的發問：“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父親走后，陳作兵的手機快被打爆了，其中不乏謾罵、質疑，但他堅持，如果還有一次機會，他還會這麼做。
因為父親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醫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親友告別，回到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他度過了最后一個春節，吃了最后一次團圓飯，7菜1湯。他給孩子們包的紅包從50元變成了200元，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他還種了梅干菜和南瓜。他說：“我怕是等不到收獲的時候了，但是拉拉(他的孫女)還可以吃到。”
這個有公費醫療卻放棄治療、最終也沒吃到梅干菜和南瓜的老人平靜地走了。正如老人生前說的：“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裡面，流到金沙河裡面，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后匯進東海，無聲無息的，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啊！”
這種詩一樣的語言，也常常出現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課堂上。他念因癌症離世的美國人崔雅的詩歌，講海德格爾的哲學“人是向死的存在”，他還把死亡說成是“生命的秋千蕩完了”。他把自己的課叫“死亡課”、“優逝課”。只是，這樣的課常有學生逃掉，但幾乎沒有人逃醫學技術的“主課”。
王一方也講溫暖的繪本。他甚至很希望，有一天，和一個癌症患者依偎在一起，讀《獾的禮物》。
那實在是個小孩子都能讀懂的故事：冬日的晚上，一隻獾很老很老了，他吃完晚飯，靠近壁爐，坐在安樂椅上搖啊搖，一個美麗的夢境把他引入一條長長的隧道，他跑呀跑呀，丟掉了拐杖，到了另一個金燦燦的世界。第二天，狐狸宣布“獾死了”。冬去春來，村子裡的動物們談論得最多的是老獾。土撥鼠說，是獾教會我剪紙﹔青蛙說，是獾教會我滑冰﹔狐狸說，是獾教會我打領帶﹔兔媽媽說，是獾把烤姜餅的秘密告訴了我……原來，獾留了這麼多禮物給大家。
可王一方一直沒有等到與臨終病人“分享獾的禮物”的溫馨時刻。他的演講頂多是在一群病人家屬中進行而已，盡管很多家屬聽得熱淚滿面，但這樣的“死亡課”一直沒有進病房。
給別人讓出空間，正如別人讓給你一樣
這樣的挫敗感，他的朋友羅點點有太多了。
她去醫院大廳種“七彩樹”，希望傳播“生前預囑”。醫院的負責人婉拒了：“我們這兒是救死扶傷的地兒，誰接受得了你們說死呀！”
她讓朋友在公園的合唱團裡發問卷調查，唱歌的阿姨們不樂意了：“活得好好的，這麼早讓我們想到死？”結果沒多久，真的死了一個人。大家都開始思考羅點點說的事兒了。
羅點點出了一本書《我的死亡誰做主》，她把新書發布會放在北京非常時髦的世貿天階時尚廊舉行。發布會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稱“這本書很難成為暢銷書，還不如一個80后小孩寫的書好賣”，但沒辦法，“這是一種責任”。他還念了史鐵生的話：“死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春節時，羅點點把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所有的親友。大家都說“真有你的，大過年的，說什麼死不死的”。可看過書的朋友，又打電話對她說：這是一份文明的禮物。
她告訴別人自己在忙什麼，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駁：“你說的問題太高端了，我們面臨的不是放棄，而是沒有。”
也有醫生說，你們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國很難推下去。
很多時候，不是醫生，而是中國人“孝道的傳統觀念”這把最有力的手，把各種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體。
有的醫生一邊看著胸透片子，一邊對病人家屬說：癌症晚期了，治療的意義不大，但你們還是表表孝心，住院化療吧！
還有的臨終病人本人都不願做最后搶救，但他的子女擔心面對親戚朋友甚至鄰居，說因為自己不讓醫生治，把老父親給“弄死了”，硬把老人塞進了ICU的一堆機器中，眼巴巴地隔著玻璃流眼淚。
除了孝，有的還有利。比如，有的家屬就是不拔管子，病人一直躺了4年多，為什麼不放棄，因為費用不需他支出，他活著一天就從單位領一天工資。還有個病人的兒子跟大夫說，你再給我父親延長一天，我給你1000塊錢。這天是31號。明白什麼意思了吧？！因為“下月的工資就有了”。
實際操作中，“要不要搶救”到底聽誰的？老人不想搶救，子女要搶救，醫生接受哪個？老大簽字不搶救，老二來了要告醫生，你憑什麼不搶救我爸啊！因此，現在醫生出於自我保護，尊重家屬的意願遠遠勝過尊重病人的意願。
最后決定拔管子了，在過去，談清楚了家屬同意撤，是由醫護人員拔。現在決定撤時，就告訴家屬怎麼操作，他們自己動手解決。
有大夫說：我想起我第一次搶救病人時忍不住濕潤的紅紅的眼圈﹔想起我見過的最孝順的兒子簽署放棄有創搶救他爹后，在地上“”磕的響頭﹔想起患者走后家屬的干嚎，隨后在門口冷靜攤派喪葬費用﹔想起無恥“醫鬧”，不及時為逝者入殮，就開始盤點醫護失誤准備官司——面對生死真是眾生百態，人性畢現。
羅點點團隊裡的席修明是北京復興醫院的院長，他擔任ICU主任幾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稱作“生死橋頭”，稱ICU技術是一種“協助偷生術”。
這個從34歲就開始擔任醫院ICU主任的專家，23年后，卻當著記者的面，潑了ICU一盆子冷水。他說，他害怕ICU沒有人情味，害怕那種隻有機器響的環境。ICU的發展，在勝利中卻迷失了方向。
他常提醒工作人員，一個微笑勝過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給機器旁的老人梳頭、擦身體，撫摸他們，哪怕病人已經沒有了意識。在台灣，老師會讓醫學生們到一間黑屋子裡，每個人躺進一個棺材，用手電筒的光，照亮遺書，慢慢地讀完，體會“死亡的滋味”。
“所以，醫學是個貴族的學科，是自然科學中最具人性的，又是人文科學中最具科學性的。”席修明拍拍他面前的字典般厚厚的《劍橋醫學史》，望著窗外的大樹，輕聲說。
這個一直與ICU打交道的大夫說，應該走出技術萬能的魔咒，因為機器意志永遠無法取代人性的甘泉。他早想好，如果自己快死了，堅決不住ICU。事實上，這也是國外一些醫生的選擇。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挂著“不要搶救”的銅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甚至還有醫生把這句話文在了身上。
死亡在這些醫生眼裡，就是油盡燈滅，再自然不過。正如《阿甘正傳》中阿甘的媽媽對阿甘悄悄說的：“別害怕，死是我們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學家蒙田所言：“給別人讓出空間，正如別人讓給你一樣。”
無論怎樣選擇都無解
文章開頭老許的兒子小許，不贊成“生命的尊嚴”這樣的提法。他還在電話裡堅定地說：我一秒鐘都不願跟放棄父親生命的醫學博士陳作兵交往。
“那種人至少不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小許說。
父親老許被檢查出來是肺癌時，已經被醫生宣判是“晚期的晚期”了，已經發生了骨轉移和腦轉移，能掃描到的可見腫瘤26個。
當即，兒子小許就決定：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錢和每一秒鐘都留給父親。而老許也想“活著”。看到一隻梨，老許說：一千萬買一隻梨，我也吃不下了，以前不重視身體，太節省，要能多吃點兒梨就好了。
小許說，用盡全力挽救父親，是唯一能做的事兒。一個人連生命都快沒有了，“尊嚴、自由、快樂”這些矯情的字眼兒有什麼意義，“他不需要旅游，隻需要生命”。
他很清楚，父親會最后離開這個世界，無論做怎樣的選擇都是無解。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積蓄，還租房到醫院附近陪伴。
化療藥是用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這是一個選擇。採用怎樣的化療方案？又是一個選擇。要不要用最新的藥？還是要選擇。后來，癌細胞入侵了老許正常的血管壁，胸腔開始積水，肺就快要被液體淹沒了。老許接受了第一根管子，從鎖骨插進管，抽胸水。每天，那根管子都會抽出一斤粉紅色的液體。“100天，抽了100斤”。
也正是這根管子讓老許多活了100天。
可這根管子解決了憋氣問題，又帶進了空氣，又造成了氣胸。而且管子也帶進去新的細菌感染，老許正在朝一條不可逆的路上走。
父子倆覺得每一步都無可選擇，隻有一起奮斗。后來，老許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來也難受，瘋狂地扭動身體。
到后來老許的脾氣也大了。有一次，兒子實在忍不住，說：“爸爸，你就不能堅強一些嗎？”可父親的回答讓他終身難忘，那句話讓他深刻理解了臨終病人的感受。父親說：“爸爸到這個程度了，堅強和不堅強有什麼區別？”
再后來，痰堵在了胸口，第二根管子從鼻子插進了肺。每天抽出黃黃的濃痰，直到“抽的速度趕不上癌細胞產生痰的速度了”。他的肺一點點變成灰白色，像被棉絮裹著。
進入ICU前的時刻，老許拉著兒子的手說：你們要照顧好自己。我覺得身體緊繃繃的，像被很多鐵絲把身體捆著，爸爸沒什麼文化，不知道什麼是遺言，也許這就是遺言吧。
先進的醫學設備和藥物讓這句話沒有變成老許的遺言。這位生命以“秒”計算的病人，最終挨過了那年的春節。除夕之夜，下著大雪，昏迷的老許醒來后，對家人說：過年了！我祝你們幸福！
父親走后，這句話陪伴了小許很多年。如果沒有搶救，他是得不到父親這句“祝福”的。
小許告訴記者，對癌症病人而言，沒有尊嚴，隻有活著。連生命都快沒有了，何談尊嚴？如果空談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哲學的意義在哪裡？哲學本該是回答生命的。
“父親留給我的東西太多了！”盡管“人財兩空”（花了幾十萬，還借了債），小許說，他絲毫不后悔當時的選擇。
如今，小許每次吃到梨，都會想起父親。他說，這場經歷，讓他知道“梨的味道不是甜的，也不是酸的，而是平靜的”。
陳作兵的生活卻很久不能平靜下來。很多癌症患者給陳作兵打電話，希望他能解答，究竟該怎樣做出選擇。但陳作兵堅持，那只是很個人的選擇。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羅點點豎起她的大拇指，說自己同樣很敬佩那些插著七八根管子，選擇與死神頑強抗爭的人，“好樣的！”
她說，生前預囑就是強調死亡的權利由本人做主，怎樣選擇沒有對錯，隻要是自己的。
有一次羅點點去美國紐約，專門參觀了特魯多的塑像。這裡被稱作醫學的聖地。
特魯多的一生中，當醫生的日子還沒當病人的日子多。1837年，24歲的醫學院學生特魯多來到人煙稀少的撒拉納克湖畔等待死亡，他得了那個年代的不治之症——肺結核。
遠離城市喧囂，他的身體慢慢好起來。奇怪的是，每當他在城裡住上一段時間，結核病就會復發，而一旦回到撒拉納克湖地區，又會恢復體力和心情。后來，他在湖畔創建了美國第一家專門的結核病療養院。他成了美國首位分離出結核杆菌的人，還創辦了一所結核病大學。當然，最終，他也死於肺結核。
如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看著雕像，最讓羅點點感動的是，蓋在特魯多下半身的那條毛毯。這條毯子讓特魯多的病人模樣顯露無疑，讓“醫生和病人沒有界限”。特魯多的墓碑上刻著他行醫生涯的座右銘：“偶爾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而這句話正是當下中國醫學界最缺少的。”羅點點感慨。
因為職業的關系，羅點點和她的朋友對“死亡是一種偉大的平等”這句高懸在北京八寶山骨灰堂門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總講“死亡課”，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樣“下課”。他說，最后的時刻，他拒絕用機器延長生命，他會讓人給自己刮胡子，用熱毛巾洗把臉，再擦點兒雪花膏，干干淨淨地離開，要“像老獾一樣，把禮物留給別人”。
ICU專家席修明說，他不會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個干淨的床上，一個人也沒有，安靜地對這個世界說會兒話，然后走，正如一隻螞蟻離開，一片樹葉落地。
見慣了死亡的劉端祺，沒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做“特別的儀式”。他說，他不會浪費別人的時間，不會過度搶救，趕著誰來看我，就是誰﹔走了骨灰放在樹下，當肥料。“我一生很充實，我給自己打80分！”
羅點點也想好了最后的“生命的句號”。死后通過捐贈變成一副白骨，挂在一位高大漂亮的隨便什麼科醫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一起面對病人，穿他的衣服，還聽他用特別軟綿的口氣打招呼：“嗨！羅美麗！”
相比羅點點他們可以預見的自我做主的死亡，老許最后的生命卻身不由己地緊緊系在一根管子上了。
那年正月初三零點，老許的生命進入了最后的時刻。小許穿過空蕩蕩的走道找醫生，醫生決定再插吸痰管。醫生說他們的職責就是挽救生命，哪怕最后一秒鐘。
而這一次，一直很配合醫生的老許，再也不想做了。他用盡全力抓著大夫握著管子的手，使勁往外推。可醫生有力的手，准確迅速地把管子從他的鼻子穿進，直抵肺。
老許的預感是准確的，最后一管不是痰，而是鮮血。他最后一句話是：“拔掉管子！”一個多小時后，老許走了。
（原標題：生命最后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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