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反腐败半点都不能退 一退就会溃堤千里【2】

共产党反贪腐跟蒋经国反贪腐有本质上的不同

问：有人说《北平无战事》说的是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反贪腐的故事，但实际警示的是我们。您如何看待？

刘和平：说到1948年经济全面崩溃，执政党内部严重腐败、民不聊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所以他要搞币制改革。搞币制改革，那些握有既得利益的人又不同意，就出现了蒋经国背水一战。蒋经国那个时候反贪腐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当时的情况就是，在上海抓了杜月笙的儿子等，都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所以那边不干了，说比我们贪得更厉害的、官商勾结更厉害的孔氏家族你为什么不动？蒋经国就打，而且真抓了孔令侃，但问题是宋美龄出面了，最后矛盾就摆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身在北平部署华北和东北与共产党的决战。那么大的事情，接到宋美龄电话之后就立刻停止会议，飞到上海去解决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一方面反贪腐一方面维护自己利益集团的问题。听了半天蒋介石就是三个字：和为贵。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放孔令侃。一放孔令侃，整个反腐败立刻就土崩瓦解。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资料，中间有一段，说了“和为贵”以后，蒋介石送走宋美龄，把蒋经国留下，父子俩在一个房间谈了三个多小时，大致内容就是：“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能做的，就是找一片干净的地方从头再来。我当时看了很受震撼，蒋介石说这个话。他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再去容忍孔宋家族以及更多人的贪腐，又不能够去打击他们。因为他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他不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在工业农业商业的经济基础之上，他是靠这个财团来维护政权，打了这个财团这个政权也就没了。所以蒋经国到后来就说，我们失败了。

事实上共产党反贪腐跟蒋经国反贪腐有本质上的不同。共产党的基础好，是共产党把中国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公有制。所有土地和土地资源都是国家的人民的，而不是哪一个财团的。这就是共产党建国以后最伟大的一个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曾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很多经济达到底线的时期，共产党的政权依然稳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它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当官的和老百姓要过苦日子一起过。

我们一艘这么大的船在历史大转型，13亿人在船上，腐败就像海盗，你边上没有护航舰队，那海盗来了怎么办

问：您怎么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作用？

刘和平：在今天这个历史转型期，反腐败半点都不能退，一退就会溃堤千里。所以中央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的坐标是两个一百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要不反腐败，只要继续腐败，这个坐标就是空设。反腐败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富强的护航舰队。我们一艘这么大的船在历史大转型，13亿人在船上，腐败就像海盗，这艘大船在往前走，你边上没有护航舰队，那海盗来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反腐败就像护航舰队，怎么能撤呢？海盗随时随刻就都出来了。所以反腐败这支护航舰队永远要护航到底，要不然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反腐败影响经济是个谬论，老百姓从来不会说反腐败影响了经济发展

问：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刘和平：我觉得这是个谬论。我从国家二级编剧升为一级编剧时必须写一篇论文，当时抽中的题目叫《论主旋律》。记得我开篇就写，什么是主旋律。第一句话，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任何历史阶段，只要你是在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这就是主旋律。经济落后我们发展经济，这是主旋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腐败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主旋律。经济好像在发展，但发展成更多的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贪腐横行的时候，这种经济立刻就会崩溃。这是铁律。现在很多人把那种畸形的不公正不公平不规律的经济发展拿出来说事，发展到后来，你那个“会所”经济是刺激了部分经济发展，但它是个不合理的经济存在。能进“会所”的，都是在挥霍、奢侈消费的人群。那种经济就是一种病态经济。

再比方说，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是利字当头，这是有大问题的。比如体育行业，像中国足球，最早大家寄予厚望，但也有了腐败现象。上到管足球的各级衙门和协会，下到足球队员和教练，甚至到裁判吹哨子都腐败。三年前狠狠地抓了一下，这次亚洲杯小组第一。反腐败只会促进我们各行各业健康发展。经济领域也是这个道理。你健康发展，怎么会影响你？只是触及了个别既得利益，你就拿着这个说话。老百姓从来不会说反腐败影响了经济发展。

不要老是拿着经济说话。你这个经济都在这艘大航船上，有人混到这个船上来捣乱了，护航舰队上来抓人，你们反而不同意？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丝毫不能够撤离这个舰队。

中央反腐力度这么大，有人还我行我素，就是说有些官员他自己漠视了漠然了。我觉得中央在强力反腐的同时可能还要加强教育

问：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加强？

刘和平：中央反腐力度这么大，有人还我行我素，就是说有些官员他自己漠视了漠然了。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中央在强力反腐的同时可能还要加强教育。

封建时代要求每一个官员要有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也是以遭遇损失和痛苦成就人生的满足。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既然做到这个位置，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实现一般人实现不了的人生成就了，为什么还斤斤计较于那些利益呢？是吧？别人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有一种别人得不到的荣誉，别人得不到的尊严，别人不可能实现的使命。比方说一个市委书记，那你是几百万人之一，你已经拿到了几百万分之一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你应该何等地去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荣誉、尊严、地位和使命，怎么还能像别人那样斤斤计较那些利益呢？

我最近老举林则徐的例子。林则徐是那种一分钱都不贪、一点礼物都不收的人。曾经有人劝他，合理适当的范围内应该为子孙攒一点钱财。他就说了有名的两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今天有些党员干部不把精力用在培养后人具有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上，而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国有资源，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留给子孙。我也说句实话，这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家里大堂中间写的那一幅字，“家也大业也大将来子孙祸也大”。你说一个满蒙贵族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很多干部就看不到。你不信那个财富传给儿孙，祸且大了。

刘和平：提到士大夫精神，我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为什么被蒋介石称为“古今完人”，被毛泽东称为“独服曾文正”？他当时除了代表满清朝廷，其实也代表孔孟文化。我特别希望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多去看看曾国藩的书，就作为个人修养多看看，说大一点我们永远有一个哲学命题。一谈到哲学就三句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句话广为流传，谁都听得懂，谁都能从不同层面去想一想。

我研究曾国藩很多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我是谁？我是父亲的儿子，我是儿子的父亲，我是哥哥的弟弟，我是弟弟的哥哥，我是妻子的丈夫，我是上级的下级，我是下级的上级，我是朝廷的大臣，我是百姓的父母官。就是曾国藩无论摆到哪个地方，他都知道我是谁，他永远不会乱，也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