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忠：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

1949年9月，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央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军委保育院（现总政幼儿园前身）和华北军区招待处工作。1952年复转地方后到苏联专家招待处工作。

为响应“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召唤，选择了地质作为终身事业，于同年12月20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地质部工作。报到时，向人事部门提出到野外勘探队去，不在部机关工作的要求。不久通知他到内蒙大青山地质队。在53年3月5日出发的当天，又通知他不去内蒙，就留在地质部人事司工作了。在留部机关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以书面4次向组织上提出要到野外第一线工作的申请。直到1955年5月批准他到新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305队（水晶专业队）去工作。1955年5月16日新婚的第二天，他告别北京、告别父母和新婚的妻子，实现了他做一名勘探队队员的理想。在奔赴野外的列车上，写出：“山高路险头不回，志在深山心不移，男儿有志志不改，旷野荒凉人不归”的誓言，这四句话，也成了他的座右铭。就在他到野外队工作不到半年，队领导考虑他结婚没有请婚假，就派他代替采购员要到天津去采购，往返4天路程，再给他10天婚假。到天津后他和爱人商量：领导这样关心我们，对待我们，我们更要对的起领导，一定要好好的工作。第二天他采购一天，第五天即回到队上，放弃了组织上批准的休假。

为了实现他献身地质事业的崇高理想。他坚持做到了“三迁”和“三约”。“三迁”即：三次将北京和天津的户口主动迁出到野外；“三约”即：“婚约”、“相约”和“密约”。“婚约”是：和妻子在结婚前，他向她表明，他要在野外干一辈子，如果结婚，将要长期的分居两地，如果不同意，就不要结婚。她认为他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选择了艰苦的地质事业，并要在野外干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人，表示要支持他的行动，不仅不扯他的后腿，还要照顾好他的母亲，使他安心在野外工作。“相约”是：他到野外工作仅一年半时间，地质部政治部就下令调他到政治部青年部工作。为此，他于1956年10月到地质政治部报道，不想这时接到中央撤销政治机构的通知，他的工作“搁浅”了。3个月后，经政治部与天津纺织局联系并同意，将他调到和妻子在一个纺织系统工作。到天津纺织局报第3天，通知他到纺织厂做青年工作。他考虑将听不到钻机的隆隆声，天天要听到是织布机的哒哒声；又想到在野外工作才一年多就回到了城市，这和我要在野外干一辈和“志在深山心不移”的决心相差太远了。心里的不高兴被她看出来了，她很严肃的对他说，组织上这样照顾和关心我们，我们要感谢组织，你怎么成天愁眉苦脸的。他将憋在心里的话向她吐露出来。她说，这有什么，你热爱地质事业，我热爱纺织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又都是共青团员，应该把青春献给祖国。如果你想到地质野外去工作，我还支持你，我们可以在40岁以后，有机会再在一起生活。听了她的话，他第二天即到纺织局说明了原因，要回了调令重返野外地质队。“密约”是：1958年在组织上的关怀下，把他调到在天津新组建的地质部物探局北方大队。（后改为河北省地质局物探大队）不久这个队又迁出天津。在离开天津前夕，他和她商定了一个“密约”。这是因为57年他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地质队工作时，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12天突发急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当他接到电报已是第7天了，（因为乡邮递员每周送一次信件和电报）。看到电报后，他心急如焚。可一细想，孩子的病已经过了7天，要回去最快也要走4天，如果是不治之病，等不了7天就不在了。于是发回“尽量抢救，路远回不去”的电报。这件事给她们都留下了难忘。根据这个教训他俩商定：他在野外有病，她和孩子在天津有病，都不要互相告知，以免去不了和回不来，反而着急。但是一旦得知，那一定是诀别的病，多远，路多难都要去见上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