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殇》：为最后27位慰安妇送行(图)【2】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

　　余戈说：“我们关注战争中将士的浴血牺牲，但有一种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她们一会儿说愿意接受采访，一会儿又带口信来说还是算了。这样的反复，段瑞秋已经习以为常。今年86岁的骈大娘就犹豫过好几次，怕自己的8个孩子不高兴，就在采访的那天早上还下不了决心，最后是小儿媳陪着来。她仍然不愿意有人去她家里采访，“怕被邻居看见问起”。

　　1942年秋天，才16岁的骈大娘被几个突然冲到她家里的日本兵抓走，关了20多天。当时她的姑父在伪军当差，找了很多人向日军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几个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复了4次。

　 　当骈大娘向段瑞秋讲这些时，边讲边哭，渐渐浑身发抖，像哮喘一样喘不上气。段瑞秋急得紧紧抱住她：“不说了，不说了！”这场采访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当段 瑞秋把装着慰问金的信封递给骈大娘，她哭着使劲推开：“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段瑞秋在书中 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 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 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

　　荔浦的瑶族姑娘韦绍兰今年90岁，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勤劳贤惠，日军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虽然她最终逃出了日军据点，但从此村里的人厌恶地称她为“日本兵沾过的女人”，而她竟然还生下了一个“日本仔”罗善学。

　 　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 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 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

　　罗善学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诉他，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他。

　　加入嘶哑的呐喊，让年轻人知道那一段历史

　 　龙陵县城的董家大院是一处雕梁画栋的二进四合院。1942年5月日军进城后，很快发现了这个好地方—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了。日军马上改装房子，接 来了第一批23名慰安妇，其中10人是日本职业妓女，其他13人是来自朝鲜和台湾的“女子挺身队员”。当然这远远不够，当地的姑娘被不断哄骗、强迫到这 里。

　　慰安所负责人田岛寿嗣为了显示正规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门的墙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规定》，写着“入场券价格”、“入场时间”等细致 的规定。如今，这里已成“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家伟告诉段瑞秋：“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把城里所有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 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一种致命毒药—记者注）。”

　　在荔浦县城东北的马岭镇，有两个炮楼—陈家炮楼就是当年关押过韦绍兰的地方。炮楼年久失修，园子里杂草丛生，有几处墙体已经漏出破洞，似乎随时都会倒塌。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 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南京的利济巷二号，就是当年的慰安所之一“冬云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旧的房屋面临拆迁，热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终保住了这几幢危楼。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

　　作者：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