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国家公祭日是一种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

　　图为程瑞芳日记手迹。程瑞芳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即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时期，写下了约3万字的日记。《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堪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何建明

　　今年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1994年开始，南京在每年12月13日都会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层面。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使得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

　　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全面记述这场世界性灾难事件的作品，有影响的却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写的《南京大屠杀》(译有日、英、法等外文版本)，另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珍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其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现有的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基本还停留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也提醒我们，真的需要从国家层面来重视南京大屠杀，对我们的死难者同胞进行公祭。

　　一个意外的发现：77年前日本侵略军就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所谓“公祭”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走过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历史，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竟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所谓“公祭”！

　　这一天是 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已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作为一群几天内加害他国30余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侵略者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的日本官兵“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也能倒背如流。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后来日本将其灵位置放于靖国神社，多任首相数度参拜烧香。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及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战争是他们发起的，罪恶是他们制造的，然而他们仇恨与敌视的却是那些惨遭他们奴役与残害的民族和国家。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的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