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上）：从酝酿到动议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