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
镜头再次回到总理来考察的那天下午。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的办事大厅内,27岁的邹萌正在窗口递件,忽然发现旁边的人都往大门口看。她一扭头,“总理走进来了!”邹萌赶紧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一下子就炸了,收到100多条回复”。
“你是来办企业设立注册的?过去叫工商执照,是来拿执照的,是吧?”李克强见证完封存旧公章,就来到邹萌所在的10号窗口。
总理一边和这个初次创业的年轻人聊天,一边反复询问陪同的办事人员,老百姓要拿到这个执照,要不要交费,还有没有其他的前置审批需要办理。
此前一天,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致辞中曾说,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
今年3月底,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察时,曾到访翁牛特旗工商登记所,随机询问一位前来办证的市民,各项手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位市民告诉他,工商登记改革后企业注册流程简化了,但前置审批依然存在,比如自己要注册一家粮食流通企业,仍然需要先跑粮食局办理审批手续。
在后来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专门提到这件事。“我们有些前置审批根本就没有必要嘛!”他说,“粮食局的职责本来是在市场短缺的情况下进行调剂,现在粮食市场早已放开了,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卖粮难,为什么办这个企业还要粮食局审批?”
事实上,除了继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改革举措也相继推出。
比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将“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比如,1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比如,探索实行“三证合一”的登记制度。
“单纯取消、下放一部分审批事项,可能整体市场的感受还不会有那么快,但是像这种系统性的整体改革一出来,企业的感受就很深了。这真的是围绕着市场需求在做文章。”天津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李连庆评价道。
一系列数字可以佐证改革成效。今年1-8月,我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800多万户,其中3-8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61%,出现“井喷式”增长,带动1000万人以上就业。
改革没有完成时。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为简政放权改革定调,目标直指根除“审批依赖症”。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为加快办理速度,同一部门实施的多个审批,实行一次受理、一并办理。
“我的理解是,等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这个单子相对稳定了,改革就会向规范审批行为、提高服务效率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继续深化。”国务院审改办一位官员这样说。
天津滨海新区“公章改革”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审批效率方面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探路。李连庆介绍,如今在滨海新区设立企业,仅需要一个工作日。“我们把各部门审批事项的‘神秘包’一打开,敢情里面重复的内容很多,有些完全可以相互合并,这样一来审批效率又能提高很多。”
9月11日当天,另一位在办事大厅偶遇总理的年轻人郭兰胜,便尝到了这项改革的甜头。他在2008年曾注册过一个餐饮公司,因为听说“事难办、脸难看”,还专门找了一家代办公司,结果前后用了20多天时间,花了六七千块钱。“这次我就想先试试自个儿办,结果,真快,就一个地儿,就一天,全都办下来了!”
这次的“割肉”改革,是有战略布局前提下的“割肉”,有步骤有节奏有章法 交接公章这一天虽是周末,但许多行政审批局的干部还是纷纷赶回了局里。“这个章,那个章我都用过。”一位有过多年审批经验的处长指着几枚废弃的公章感慨,“再见就得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去了。”
她说,如今自己已经逐渐习惯了全新的工作模式,“权力少了,但责任更大了。”
作为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探路者,在总理见证封存旧公章的新闻上了电视之后,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组,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8批。有的考察组“三顾茅庐”,多次来天津调研,有的则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亲自带队。
来者关心的问题各有侧重。一位负责介绍情况的处长发现,地方政府的领导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改革,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改”,而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往往更关心“你把审批权拿走了,那我们做什么”。
其实,李克强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已经指明了方向:“如果说简政放权是‘先手棋’,那么制度建设就是‘连环炮’。”
他给出的“炮弹”是三张“改革清单”——一方面,要拿出“权力清单”,政府能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另一方面,要给出“负面清单”,企业不能干什么,“法无禁止皆可为”;此外还要拿出“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责任必须为”。
李克强的此次公开表态,被许多评论者视为改革继续走向深化的重要信号。
事实上,总理曾在多个场合用“当头炮”“马前卒”来说明简政放权之于整体改革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格外强调:“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在大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后,他强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今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曾听取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汇报发言。其中一位评估负责人提到审改工作时说,监管是短板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不少部门和地方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的情况,有的“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
李克强当即称赞他“讲得很好”。“简政放权不仅要‘放到位’,同时,监管‘要跟上’。这不仅关乎新增企业的生存,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后续创业力量。”
2013年李克强访问瑞士时,曾与苏黎世古尔登贝格农庄主讨论过食品安全监管。那位农庄主告诉他,自己绝不会做不安全的食品,“一旦检查不合格,政府就会取消给我的农业补贴,那我就彻底垮了,何苦呢?”
“相比之下,我们的食品生产者,包括污染环境的企业主,有这个压力吗?”李克强后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起这个故事,他当场表示,要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严重违法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下一步要将违规企业“踢”出市场,切实做到“宽进严管”。
在另一次常务会上,他再次突出强调“放管结合”的理念。他说,去年上海自贸区的尝试,就是在探索、勾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寻求简政放权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可复制模式。
与这种思路相伴的,是一系列有着明确改革意图的具体举措。
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7条具体改革措施,并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这一轮的审改下了很大力气去改变许多部门“以审代管”的习惯,以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来规范企业”。
“很明显,这次的‘割肉’改革,是有战略布局前提下的‘割肉’,有步骤有节奏有章法。”行政学者宋世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许多学者看来,本届政府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是“依法放权”。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共修改21部行政法规,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2项,下放审批权7项。据统计,加上这次,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经4次一揽子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3部,3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法律22部。
“本届政府主政以来,表现出对法律的极大尊重,通过立法先行或法律的修订,来实现改革的目的,不仅维护了法律尊严,提高了未来的可预见性,更重要的是,将会使改革措施得到社会更高的认可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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