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

　　考核县太爷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

　　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

　　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社会治安很成问题，老百姓直叫苦。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结果被摘掉乌纱，还判了5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长期没起色，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

　　康熙朝末期那些年，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是太笨了！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官员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

　　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

　　但是，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改变观念谈何容易。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所以有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只要不贪腐就是“好官”，至于这“好官”为国为民有啥贡献，倒没人在意，可谓“一白遮百丑”。为了纠偏，雍正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