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变的是形式 不变的是传承【3】

【家风教化】

　　体现当下主流价值观

　　家风，往小了说，只关系到具体家庭中的微观个体。从宏观角度而言，作为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社会“肌体”的健康与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质，更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旧时的大家族组织已经瓦解的今天，重提家风，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的，又是什么？

　　“会把与现代社会不一致的自动过滤”

　　在日本，孩子从小就会被灌输“不要给人添麻烦”的理念，整个民族严于律己，形成“做事守规矩”、“遵守秩序”的文明。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帮助自己的人深怀感恩之心，初到日本的人常常会有“礼貌到过分”的感触。

　　为了培养孩子的冷静与忍耐力，大人甚至会教育坐在美食边上的孩子，“等几分钟再吃”。这种忍性和冷静使得日本人具有超常的专业精神，无论煮面条，还是打扫卫生，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日本产品、日式服务由此受到普遍认可。

　　在德国，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能不能考上大学没关系，只要孩子学到一技之长，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就不愁没前途。

　　曾有一个关于德国人的故事：下着大雨的晚上，一对父子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红灯。没有人，也没有车，但他们还是在雨中等了很久。儿子实在忍不住，想穿过马路，却遭到患病父亲的严厉训斥，最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交通指示灯出了故障。这份“傻劲”的背后，何尝不是德国人令人起敬的纪律与秩序。

　　在中国，家族的家规、家训等，也是与政治统治思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历史学博士武黎嵩解释，“比如国家宣传礼义廉耻，许多家族都将其作为自己家规家训的基本脉络或者纲领。家风的构建，无论国内国外，实际都是与社会主流意识合拍的。”

　　武黎嵩强调，过去说家风家规，都是针对男性的家族成员，基本是“管男不管女”。女性出嫁以后，只是作为男性的配偶，在祠堂、家谱上有所体现。并且都是随着夫家的家规，而不是自家的。

　　一个家族的家风怎么样，对女孩来说，主要体现在她“能不能嫁出去”的过程中。“过去说媒啊，其实不太看重长相，更重视教育、家庭背景这些东西。媒婆给大户人家说媒的时候，会讲这个女孩的家风是怎么样的，比如女孩的父亲是读书人，女孩的家里几代忠孝……如果女孩的家风好，她就能嫁得比较好。”

　　而女性一旦嫁出去，就要跟随夫家的家规，“这是比较封建的东西，我们看一些资料、电影里面会发现，女性的一些人身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权利都会遭到限制，这是过去制度里面一些比较戕害人权的内容。”

　　在武黎嵩看来，家风就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很多人回忆的家风，都是和如今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部分。其实过去很多家风都明确具有重男轻女、只重科举、只重做官的倾向，但今天大家就会把这种不良的倾向，或者说和现代社会不一致的倾向自动过滤掉了。因为大家也知道，道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家风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不合时宜的内容会被扬弃。”

　　重提“家风”，让空洞说教的儒家文化生动“着床”

　　经历近百年的变迁，财产制度发生变化，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之下，连过去兄弟姊妹众多的大家庭也逐渐少见。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化为三口之家，甚至夫妻“小两口”。我们早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家”，而此时重提家风，意义何在呢？

　　武黎嵩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如“礼义廉耻”、“忠孝礼智信”等，是一个空洞的、说教性的概念。想让它在现代社会生根发芽，需要找一个载体“着床”，家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最根本的结构是以“亲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过去的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在亲缘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大家庭来体现，但现代社会早已不再是过去的管理模式，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可能恢复了。

　　“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提到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伟人、多少名人，大家感觉离自己还是有点远，毕竟跟我们还是有一定区隔的。” 武黎嵩笑言，“我想，当枯燥的说教对老百姓不起作用的时候，家风的提倡，可以唤起老百姓对于本家族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认可，从而培养出个人道德的原发性。”

　　武黎嵩举例，比如“卞”姓，晋朝有位政治家叫“卞壸（壸，读音捆）”，是全国所有姓卞的人公认的师祖。卞壸为国捐躯，谥号“忠贞公”，大家都将其视作忠孝的典型。

　　比如“杨”姓，大家都很认可汉代的一位宰相，弘农杨氏的杨震。这里有个著名的故事，有人以重金相赠，说收下吧，没人会知道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杨姓后人建祠堂，以“四知”为堂号，称“四知堂”，是谓“廉洁奉公”的标志。所以对于杨姓人而言，干巴巴地讲“礼义廉耻”，他们或许不太认可，但讲“四知堂”，讲杨家的事情，他们会特别认可。

　　比如说我姓武，我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革命烈士，1939年抗战的时候牺牲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为国捐躯的，谈到爱国，我就会很有感触。

　　中国古代所有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在修家谱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家族从历史上找到很多英模人物。比如姓钱的叫“锦树堂”（纪念吴越钱氏的钱鏐）；太原王氏家族的三槐堂（王祐、王旦）等等。毕竟教育后代“要做仁义的人”、“要做廉洁的人”……这种说教很难让人有直观的感受。“如果说我的祖先是这样，这种对荣誉的认可很快就会被激发出来，从道德培养上，也比国家教化的效果要好。晚清以前谈家风、家训，有组织意义，有经济意义，甚至还有社会管理的意义，今天我们谈家风，已经不再是组织和制度层面上的了。这是对精神文明的培养，既是一种荣誉感，又是一种责任感，同时又是对道德伦理的一种认可。”（魏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