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东京审判失落的历史【3】

　　其实，关于东京审判，国内记述并不少。但除了绝版已久的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较完整叙述东京审判全过程的只有1986年出版的余先予、何勤华撰写的《东京审判始末》。1988年出版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和2005年出版的《梅汝璈日记》是中国有关东京审判几乎唯一的第一手记述，可惜一未完成，一为残卷，都非全璧。

　　“与海外研究相比，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程兆奇说，东京审判的研究，西方特别是日本，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东京审判的专书，西方约有50种，日本不下300种。不过，虽然日本西方有大量研究，但没有一本书以中国和东京审判为主题，也没有一本书以对华暴行罪为主题，而作为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这是不能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程兆奇认为，中国东京审判落于人后有多种原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今天的当务之急是搜集、整理、出版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为国内有志于研究的学者所用。于是，原本主要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程兆奇毅然转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有关东京审判的工作。只是，个人之力毕竟形单影只，直到几年前，他在上海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见了向隆万。俩人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共同关注很快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变化。

　　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转折性变化始于2011年。在向隆万等人的不断奔走呼吁下，引起学界和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当年5月3日，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集中研究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作为主任，程兆奇主持中心的日常运转，在三个方面狠下功夫，以期改变中国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状况。首先，考虑到国内至今没有出版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中心拟定了分批、全部出版东京审判档案文献的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全力支持。再者，对海外相关论著的翻译也在加紧展开。另外，中心在自身研究的推动及研究队伍的充实上也取得一定进展。“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获得了国家的资金支持，中心也陆续进了全世界在东京审判方面最有成绩的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等学者和有志于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青年学子。此外，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也迅速引发了海外有关学术机构的关注，西方、日本的许多东京审判研究学者都对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这些都是令程兆奇感到欣慰的变化。不过，对他来说，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的才刚刚起步。这并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他要从繁浩的史料中梳理出来的，不仅仅是如烟往事，也不仅仅是被淹没、被遗忘的历史功绩，也是再现人类正义。正是这些规范性命题构成了战后世界和平体制和亚洲新秩序的框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程兆奇说。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如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已经翻去了六十多年，今天仍然引人瞩目。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的较量将是长期的。日本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幽灵，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更是时有可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和警惕。因此，重温历史，让事实说话，对有良知的人们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共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东京审判的故事还远未完结。（记者 吴宇桢）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