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东京审判失落的历史【2】

　　2005年发生的一件事使向隆万感到，这段历史的转机或许出现了。当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2006年起，向隆万踏上美国的土地，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些关于东京审判的记载，那怕只有只字片语。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影印的庭审记录、重录的庭审录影、回忆录……几年来，这位退休教授的足迹遍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笔、照相机、摄像机，还有自己的眼睛与大脑，向隆万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办法来触摸并记录那段历史。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许多海内外朋友都对这份关于追梦的“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有的帮忙解决路费，有的帮助联系线索。妻子蒋馥是系统工程教授，退休后始终和他一起求索。“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人。”向隆万说。

　　几多辛劳，几多收获。2010年3月，向隆万亲自编著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在国内发表了向哲濬部分法庭申述和辩论的英文原文及中文译文，这些资料正是由向隆万近年自费到美国等地收集而来。

　　于是，许多此前不为人熟知的历史真相被一页页揭开：从1946年5月14日，向哲濬代表中国的开场讲话，到1948年4月16日他代表国际检察处宣读对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最终诉词，期间涉及日本战犯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伪“满洲国”及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建立、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及南京大屠杀等许多罪行。这些在国内均是首次发表。

　　在学者季卫东看来，在详实的史料面前，向哲濬作为中国检察官有两项重要贡献。一是主张把1928年6月4日以炸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起诉的始点，比中日战争发端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提法提前了9年多，使审判得以超越所谓“胜利者的制裁”的单纯实力逻辑，而具有更显著的“文明的制裁”的规范色彩和正当性。二是他要求在审理侵华问题时不仅把“杀人”作为诉因，而且把“残虐行为”也作为诉因，这就扩大对日本战犯的惩治范围。

　　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工作室里，向隆万还为记者展示了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的一段录像片段：

　　“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这是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的开场发言。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这是向隆万不曾见到的父亲的另一种模样。他深深地被震撼了。他觉得，那时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用掷地有声的话语捍卫祖国的尊严，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

　　如今，随着《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的出版，向隆万觉得自己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总算对父亲，对那些为东京审判付出过巨大努力的前辈们有所交代了。”

　　“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晚了更要做”

　　如果说向隆万对那段失落历史的找寻，带有一种家族血缘传承而来的自发使命感，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则用一种历史学者特有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世纪审判。

　　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京审判的意义不彰自明。东京审判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奠定了二战后的东亚地区格局。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为将侵略者送上绞刑架，参加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及助理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提供了战争嫌疑犯名单、大量人证和物证、参与起草判决书，为东京审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得以扬眉吐气。”多年以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曾这样评价东京审判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

　　“中国代表团对东京审判的贡献很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发现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相关文献，我们对中国代表团究竟有哪些贡献其实很茫然。当然不仅是中国代表团，东京审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研究都还很不足。”程兆奇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