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振耀：慈善监督机构应该做什么？【2】

　　谈红会：“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

　　在履职红会社监委委员期间，王振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直接向红会的决策层提建议。

　　“我跟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说，你现在光向大家说‘我不贪污’。‘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关键是搞清楚，社会要你这个机构干嘛？你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王振耀认为，当前红会急切地需要做一些符合老百姓需求、同时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的项目。“比如儿童大病医保，普通老百姓太需要了。红会有网络、有医院、有资源，那你能不能牵头赶紧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家心里有杆秤，你是在做好事，是在探索。我觉得那时候即使还有批评的声音，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在王振耀看来，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红会迫切需要这类建议，“现在提红会改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去行政化’，我觉得应该叫‘社会化’更合适，社会化就是和大众联系。而社监委，就要做这中间的桥梁。”

　　谈慈善：慈善事业需解决“社会参与度”问题

　　2011年，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要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推动形成法律监督、行政监管、财务和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公益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机制。

　　王振耀告诉记者，虽然红会社监委与广州慈监会在称谓上有差别，但二者无疑都可视作中国探路完善慈善事业监督体系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是“一种有效的探索和进步”。

　　“二者都不是一般的监管问题，主要都是解决‘社会参与度’问题。”在王振耀看来，之所以公众普遍质疑慈善事业不透明，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不进来。公众捐款就像上税一样，都是远远地在捐，至于捐的钱怎么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这是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募型基金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王振耀说。

　　王振耀建议，当前慈善事业监督体系急需解决公众参与普及化问题。“公众监督应该是广泛的、细腻的、日常的、非政治化的、及时的，这一方面需要慈善监督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广泛联系和动员社会参与；另一方面还需要慈善项目落地、慈善项目社区化，慈善捐赠流向身边化。”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