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主体功能区
杨伟民认为,追求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不应该是各地之间为了拉近GDP的差距而大搞工业、大建城市以及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而应该是拿很小一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城市化空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绝大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农业空间或生态空间,以提供农产品为主,或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
他表示,首要的任务,是把国土划分为“术业有专攻”的主体功能区,减少北京、上海这类超大型城市的建设。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中心,如同一个大箩筐,全国的资源都往里面装。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北京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功能,只能不断地高强度开发。京畿大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1982年的规划是将开发范围限制在四环以内,现在却开发了50%以上。
“以前的中关村是建在郊区农田里的,现在都成市区了。很多人说北京的问题主要在于人口问题,我看未必。人为什么要向这里集中?主要是由于一个个城市功能为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杨伟民分析,中国13亿人口,怎么能就靠一个两个城市来解决所有功能?
在他看来,如果北京不搞多功能城市中心,而是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企业就会随之建到其它地方去,劳动力也就不会全都涌进来。“水也不用引过来了,汽车也就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都会减少。”杨伟民认为,单纯依靠提高入京门槛或者依靠价格杠杆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版块为空间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若缩小尺度,以省为单元,有些事情就错了;以县(市)为单位,很多事情也错了;以乡镇为单元,可能所有事情都错了。好的战略若不落实到具体空间,真理就容易变成谬误。”杨伟民说,推进主体功能区的本义,就是今后不能再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区域都去增加GDP,而是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进行划分。按照开发方式,可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按照开发内容,可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
按照杨伟民的构想,今后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两屏三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渝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南方五陵山地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城镇化地区就是在这些空间范围之间,其他地方则以农林牧副为主。
“当初为了保护黄河、长江两大水源地,让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群众退耕还林。现在他们成天无所事事,每年就靠国家给的八千块钱过日子。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方式,藏族群众让出耕地涵养水源,他看着这个水,他也是在搞发展,也是在为下游城市做贡献。国家再发一点工资,同时放牧牛羊,他也就有了就业岗位,对社会是有益的。”
杨伟民说,青藏高原、青海山林等地区,为全国提供600亿立方米的水,没有这个水,下游没法活下去。自然环境本身存在不同的特点,高山和沙漠地带的资源特点不一样,平原和丘陵的资源特点又不一样,“比如到三江源搞工业合适吗?”
从提供产品的角度,杨伟民把国土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城市化地区,主要提供工业、服务产品,提供GDP,创造税收;第二类是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也可以附带着发展农产品加工;第三类就是生态空间,这些地区的主体功能,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就是提供空气、水源等生态产品。
杨伟民认为,中国60%的国土空间是山地和高原,这些地方不适宜人类生活。如果扣除不太适宜城镇化的国土空间,中国开发强度已经超过8%,和目前日本的开发强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东莞、苏州等很多城市,人均GDP刚超过一万美元,但开发强度已经很高,大大高于国际上一些人均GDP达到4-6万美元的地区。
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国大巴黎地区、中国香港、德国斯图加特等城镇化较高的地区,开发强度一般只有20%左右。香港陆地面积1104平方公里,开发强度目前是23.7%,草地、湿地等占到整个面积的66%。开发强度高就意味着农业和生态空间少,这影响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
杨伟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他提到了一种可能,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唯GDP至上,30年以后,也许华北平原就不存在了。他认为,环境治理应该以自然自我恢复为主,应当尽力避免“种活一片树,毁了一片草”现象的重演。过去,这曾是生态工程建设中犯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杨伟民强调,在绩效评价上,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不再考核GDP增长、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
来源:民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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