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强调“标本兼治” 修法因分歧大迟迟未改【2】

重点区域联动治理 合作机制难题应解决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指出，北京PM2.5主要污染物来源区域输送占25%左右，特定气象条件下，区域输送可能达到40%，解决大气污染迫切需要区域联防联控。

“通过加强PM2.5监测、信息发布与综合治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联动监测。”环保部副部长翟青日前表示，要推动PM2.5纳入污染物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柴发合认为，京津冀地区要重点加强防治。凡是重污染地区都是钢铁最多、燃煤最多的地区，说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布局需要大力调整。王学军也建议成立京津冀联动机构，分工协作，分解目标。

近年来，发改委、环保部和卫生部先后联合发布《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等文件。但隋路指出，地方在落实时常常打了折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日前南京市就遇到防污跨区域合作的难题。尽管早在2012年南京就与周边城市签订协议，达成秸秆禁烧的城市区域联动机制，囊括扬州、镇江、滁州、马鞍山等地。但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贵平表示，目前仅在江苏省内的城市起了作用，安徽省的滁州、马鞍山并没有真正“动起来”。

“不仅在南京，治污跨区域合作难题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存在，北京要治理空气污染，部分取决于环渤海及内蒙古地区的成果，而非北京市政府单独可以解决的。”安邦咨询专家向本网记者分析，地方政府受到行政区域限制，而污染物却是跨省流动的，一遇到问题，省际之间常常陷入“踢皮球”，合作机制的难题必须尽早解决。

“大气污染防治法”因各方分歧大迟迟未改

《人民日报》本月5日刊文指出，制定于198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用于今日已明显不合时宜。不少专家认为，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关于保护大气环境的责任，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指标也不清晰，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现象时有发生。同时，该法规定的处罚力度较轻，难以起到遏制环境违法行为的效果。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的，罚款限额在一万元至十万元间；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事业单位，将被处以直接经济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法律是督促政府、企业及市民等各方走环保正道的基础手段。”有评论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到了“环境优先”之时，必须以“保护空气”为第一考量，广泛征集社会意见，凝聚各方的共识。

中国工程院环境学部有关人士在会上同样建议，尽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以更好地强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还表示，可借鉴美国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制定“清洁空气法”。

但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在座谈会上透露，大气污染防治法之所以迟迟未修改，是因为各方意见多，法律牵涉内容广，制度建设分歧大。而且该法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对经济影响难以评估出具体的数据。

在加强环境污染各有关方责任意识方面，隋路指出，地方政府必须尽快提出空气质量改善的近期目标，接受公众监督，实行党政领导行政问责，对于不能实现PM2.5控制目标的环保模范城市，取消其称号，对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对长期不达标的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坚决予以关闭。

“这样做的目的是形成违法违规受重罚的多层次责任体系，为灰霾污染治理提供强力组织保障。”隋路强调，“现在到了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牺牲人民身体健康、牺牲民族长远利益的沉重代价来换取GDP一时增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