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他插班到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怕生,他说话时眼睛都不和人对视,常常把头扭向墙壁。直到现在,他仍常常不敢主动给别人打电话,怕“打扰别人”。期末考试时,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甚至交了白卷。
刚读了不到一个月,骆锦强还没对新环境熟悉起来,整所学校就被夷为平地了。当时,他才刚刚和自己的新同桌交上朋友。
骆锦强的父亲,正是拆掉学校的农民工之一。据这位老实巴交的安徽汉子回忆,拆掉儿子的学校,仅用了1周时间。
为了尽量保持砖块的完整,施工队没有用推土机,农民工们凭着人力,拆掉了这所并不算大的学校。当时,老骆抡着大锤,一锤一锤,把学校里那些简易房的墙壁砸倒,露出里面的钢筋。
6月天气闷热,老骆只想着尽快完工,至于自己正在拆的是儿子的学校这件事,他“没考虑那么多”。骆锦强的母亲则会从废墟里挑拣还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码放在一起,以几分一块的价钱卖掉。
当时10岁的骆锦强,在满是砖头和钢筋的废墟上独自玩耍,他的学校没了。这片地方,后来被“开发商盖起了楼房”,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老骆也“记不清了”。
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石景山的一个城乡结合部。新学校仍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从家到学校,一路碎砖头,一不小心就会把脚卡住,各式各样的摊位几乎挤到了街道中间,一个卖熟食的摊位就在垃圾堆旁。穿过街道,能看到立交桥对面的高层住宅区,洋气,现代。
在骆锦强眼里,那些高楼离自己很远,那个“大杂院”是整个北京唯一让他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他的生活圈儿挺窄的,就读的都是打工子弟学校,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当然不会来这里上学”。假期在家,一起玩的伙伴也没有北京孩子。有时候在街上或许能看见,但那些孩子都“坐在车里”,在他眼前“一晃就过去了”。
一直到2012年,他考了电大,才总算认识了一个北京孩子。有趣的是,那个“不怎么出门”的本地人,对北京好多地方,竟然还没有骆锦强熟悉。
如今,骆锦强坐过北京每一条线路的地铁,去过市内外几乎所有的知名景点,空闲时间,还会去郊区“爬野山”。
最近的几个月,他最常坐的是地铁5号线,几乎每天,他都要背着自己印的宣传海报和传单,穿半个城,到街头宣传。
他打算拍一部公益纪录片,讲述流动儿童自己的故事。为了这个,他到处作宣传,拉赞助。有一次,他刚把易拉宝支起来不到两分钟,10来个城管,就“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了”,把他围在中间。
骆锦强蹲下身,收拾刚摆放在地面上的光盘盒和宣传册。“马上就走。”他嘴上说着,动作却慢吞吞的,趁机又发了几张宣传单给围观的人。泛黄的硬板纸上,“心声”两个字格外显眼。
用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为梦想奋斗的小强“最强大”。
“谁说90后不关注社会,谁说流动儿童不能自己当导演。”骆锦强说。正是漂泊11年的经历,让他有了“导演”梦。
这个年轻人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流动儿童的生活、教育现状——动不动就转学、没有学籍、没有好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骆锦强亲身经历过的。
他觉得,“总还是要上学,才有出路。”初中时,他曾有个同学假期去打工,不打算再回来上课,他就找到那位同学打工的地方,苦口婆心地把人给劝了回来。
初中的最后两年,在他记忆里挺美好。可等他读完初中,还想继续上学时,又突然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成绩不错、担任着班长的骆锦强一下子懵了。
“我没有学籍,没法读高中,除非是回老家,从初一重新开始读。”至今,说起当时的情况,骆锦强语气中仍有压抑不住的苦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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