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迁徙
《临县2012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里,明确将林家坪镇的兴旺山村、南庄村、堎头村、白家峁村、丰山村列为“地裂缝、地面塌陷高易发区”,并确认,导致上述灾害易发的原因是矿区“采矿不当”。
秦保成副镇长甚至不避讳兴旺山村很可能已“保安煤柱不保”,“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小煤窑生产很不规范,不排除各种乱采、乱挖现象”。
而伴随着2002年最早一批裂缝出现,这个“张高两姓”的聚居村,也踏上了分崩离析之路。
在村里老人眼中,这不该是“每家都沾亲带故”的兴旺山村的命运。如果没被采空,张稳柱、张爱柱、张贤斌认为这里应该稳如磐石。时间平缓流淌,村民闲时串串门,收获季时,就一起收割成片的豆子、玉米和红枣。村办小学固若金汤,不时能听到朗朗读书声。
煤矿改变了一切。十余年来,山上的村民和山坳里的煤,一直是充满矛盾的共生体。
“离乡潮是分三批出现的。”张锦珍说,“先是2003年‘失业’,继而2006年‘失学’、最后是2008年‘失家’。”
“失业”源自兴旺山煤矿关闭。1992年成立的兴旺山煤矿,曾见证这里最初的兴旺:“上世纪90年代末,镇上24个村子有12个有矿,拉煤车排着长龙往外运。村里男人哪个不在矿上干活?不是采煤,就是拉煤、洗煤……”张锦珍回忆,虽然空气日渐变成焦黄色,但他每月能赚五六百元,“当时算一笔大钱”。
但硬币还有另一面:随着十年来煤价坐上过山车,从每吨几十元暴涨至千元,与煤老板相比,村民们分得的羹始终“少得可怜”。
兴旺山村村干部提供的文件显示,兴旺山煤矿最初由村集体承包给了一名高姓老板,即使按每吨煤几十元计算,这个年产3~9万吨的小矿,每年也能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而煤老板每年只需交给村集体1.4万元承包费,“没见落到个人头上”。十年后,煤矿几度转包,身价飙升,承包费却只涨了3000元。此外,身为挖煤村村民的唯一好处就是:每户每年能享受1.5吨原煤。“冬天要烧火炕、做饭,也就够自家用用。”张锦珍说。
2003年,该矿关闭,村里的男人失去了稳定的谋生来源。壮年劳动力开始“散”到别村挖煤,或者到26公里外的离石区打零工。
这是第一次迁徙。此时,裂缝已不是少数几家人的“私事”。
3年后,随着周边其他煤窑继续采挖,曾是方圆5个村里“第一所标准化寄宿学校”的兴旺山小学,也垮了。
兴旺山小学曾经是该村的骄傲。园中石碑记载,1998年全村家长举家募款、义务出力,精心修起这所砖砌的小学,“比谁家房子都结实”。张伟的妹妹张芳芳,在那里读过5年书。“(它)是5个村里最好的小学,有200多个学生。每年六·一儿童节更热闹,20多个村的孩子都来参加文艺比赛。”已读大二的张芳芳还记得,在如今砖石裸露的校园戏台上,7岁时的自己和20个小朋友一起表演过舞蹈《冰糖葫芦》。
2002年、2006年,裂缝两次爬上了这所学校的教室和宿舍。2008年,兴旺山小学几经修补无果后,彻底关闭。
“孩子要上学,更等不得。”张锦珍记得,第二次迁徙就发生在2006年前后。村中大人带着学龄孩子一起离开了,“安全还是其次,主要为娃娃的前途”。
壮劳力和青少年走了,剩下的老老小小,已很难撑起这个村庄。
2008年后,大批房屋被镇政府、县国土资源局鉴定为“危房”。2008年7月,像多数村民一样,张锦珍一家与村委会签了一纸合同:4间砖房的整院住宅由村里一次性补偿4.9万余元,此外,再发1000元搬迁费,每年发4000元租房款。“从此彻底搬出危房,并用砖石封死出入口,杜绝任何人员出入”。
第三次迁徙,带走了兴旺山村最后一批不那么“固执”的留守者,但80岁的张贤斌不走。他不习惯用抽水马桶,怕进城花钱。他说:“我就守着我的地,死也死在这儿。”
张锦珍一家就守着老父老母4年,2012年夏,“再没有囫囵房子住了”,终于也搬离了村子。
老人留守的塌陷村,是清苦而寂寞的。张贤斌一天两顿饭,吃米汤,或者“放了很多很多醋”的清水面条,忙时就煮一包方便面。收获的枣和玉米棒堆在窑洞里,经常不知不觉被老鼠“啃掉一大片”。
张锦珍抽空就坐乡村公交回村,确认父母还安好。忙时,他帮着收玉米。不忙时,会蹲在村口,望着父母的方向。他身后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衬得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成了个黑点,显得渺小而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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