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3名维权农民被碾死 均被迅速定性为事故

近期，舆论高度关注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

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现场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岁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

“以钱买命”成逻辑，“以命维权”就不意外

刘采萍：三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有几个共性：一，事起征地拆迁；二，农民在维护权利时被拆迁方的交通工具无情碾压，惨死；三，当地政府在曝光后迅速定性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然后展开“积极处理”，即赔偿谈判。

李妍：因为征地拆迁，农民维权竟然被碾死，这总让我想到城市拆迁中有所谓“屋顶上的矿难”一说。都是因为拆迁，都是因为资本利益、权力利益与个体利益出现冲突，最后弱者以命相搏。农村征地拆迁中，会不会出现一种“田野中的矿难”现象？这种情形如果频繁发生，会不会无休无止，最后成为这个时代无法遏制的溃疡与悲伤？

这三次碾死人案，不约而同被说成是“意外”，这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推土机闯良田”一旦成为惯性，就像“推土机进民居”一样，任何“意外”，都变成意料之中了。

翟春阳：说“意外事故”，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拆迁者在对他人权益进行侵害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李妍问，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无休无止？春节期间曾与家乡一个干部交流，他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重新把地连起来，别人都转包了，就你当钉子户不转包，那怎么办？不强制行吗？就得强制。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一号文件也强调以自愿为前提。但问题是，在基层，好经可能会被念歪，变得没有“自愿”这一说。

刘采萍：据报道，仅2010年至今，已经有7起因为征地发生类似施工工程车辆碾死村民的事件。

从城市强拆引发命案，到农村征地纠纷中的“碾压死”，中国社会已经没办法回避土地权益变化中的那股血腥味了。回避解决此类问题，只会放大悲剧的恐吓力量，让凶残者更放肆，让无力者更绝望。

这三起事件密集发生，其实和以往的类似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特别之处就在于，以一种近乎难以忍受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中国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处境，是多么弱势。原因正如老翟所讲——— 连最基层的干部，都已经接受了“强制”逻辑。这化那化，不是靠增加农民利益来吸引和说服他们，而是靠强制、强推、强拆、强建，总之，用一股铲车般的、难以抵抗的力量“征服”他们……

翟春阳：评论有“花钱买命”的说法。让我想起其中一起事件中死者的家人，听说得到巨额赔偿后几乎“感激涕零”，于是就想起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不能跟一个社会底层的人计较，毕竟生活是第一位的，钱是很现实的，不可能要求他们有更伟大的担当。

问题是当地政府的态度，当地司法的态度。当政府与开发商站在同一个利益点上，司法如果不能为权利兜底，那么这样的事，总能大事化小。

刘采萍：我不太同意刚才老翟那个说法。没有人会对夺取家人生命的凶手“感激涕零”。如果真有那么一种姿态，我怀疑也是为了掩盖而伪造出来的所谓“和解”，就像很多通稿中的“情绪稳定”一样。

底层的人，确实有很多现实的诉求和妥协。但是，人对自我利益的判断与争取，首先要看利益机制如何安排和保护。任何人都这样，不管底层还是其他什么阶层。在这点上，农民绝非不懂生命的价值，他们只是看到了自己和拆迁方及其“保护伞”相比，力量太过悬殊。

权力如果为政绩，权利就会被弃置

刘采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几起事件和很多拆迁纠纷一样，几乎都可以用“由来已久”形容——— 死人，其实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农民遭遇过什么？

在此之前，拆迁方往往已经采用多种法律不允许、不容忍的手段骚扰、纠缠和危害农民。以中牟惨案为例，开发商弘亿庄园曾推倒宋家地里的林木，逼得宋合义等人只能采取地头巡查等方法保护自己，直到铲车开进他家的承包地；湖北巴东县村民也证实，施工方为了逼迫他们，堵路、挖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村民的房屋都给淹了，问题延宕三年，农民呼告无门。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么长的纠纷过程中，在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弄出人命”的阶段，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得不到保护？如果合法权益全无屏障，那么在穷尽手段之后，躺在或者站在铲车前，用孤注一掷的方式维权，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维权的农民怎么可能想到，会有人制造“花钱买命”的拆迁模式！这只是拆迁啊，怎么能夺人性命？

翟春阳：直接原因当然是权力的庇护。而在基层，一般又与法治不彰有关。但权力为何要庇护拆迁方？最主要还是双方利益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开发商给官员输送多少经济利益那么简单；即使开发商不输送任何利益给官员，双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为“开发”可以为当地官员创造政绩。而利益一致，让地方政府总是作为开发商“保护伞”的角色而出现。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开发商弘亿公司碾死人，但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还笑着强调，这是一个施工事故，死者饮酒过多。白岩松说，“这一笑让我浑身都发冷。”

肇事企业的高层笑谈农民被碾死，这刺痛了公众的心，同时也暴露出更多疑点：企业是不是与地方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敢让推土机开进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现性命争斗，也可以最终“达成谅解”？企业面对人命惨祸还能气定神闲，只能让人联想到，这背后有着行政权力的身影。

刘采萍：接受“赔偿”的农民，也许并不认同那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就是买下一条命的“价值”。但我想，拆迁者，倒是很可能认可这个交换公式。在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中，曾流传着“打断一条腿十万，打死一个人二十万，伤亡赔偿都造在预算中”这样的说法。这到底是狂言，还是拆迁潜规则？到底有多少开发商、工程方，伤人之后还能这样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