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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强拆和拆迁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拆迁，意味着谈判，交易，利益变换。但是强拆，意味着霸气，霸气背后是霸权。霸权从哪儿来？恐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纵容……
翟春阳：我并不认为一家企业真能那么气定神闲，值得计较的，也不是那位总经理的笑——— 而是他的话，他把事故的责任，推到了被侵犯者的身上。
注意，这不是这位老板下的结论，而是当地警方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死亡，只是轧伤或者殴打了宋合义，地方政府恐怕依然会站在企业一边。正是这样的有恃无恐，纵容了企业的不法，最终引发“意外”。
政府守住行为的线，法律才能护住农民的天
刘采萍：刚才谈到一点，就是这些拆迁问题，往往都纠缠了相当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农民的合法利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我们没法回避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正是在行政干涉下，剥夺了农民维护权益的合法途径。
李妍：河南中牟惨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给出“死者醉酒”的结论，与此前当地政府给出的“意外事故”的表态高度吻合，这已经将事情很微妙转到了不利于死者的一边。尽管如此，许多人对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充满了不信任。因为在案发仅一天，当地就做出了“意外事故”的认定。
政府必须在司法机关作出严谨的调查、认定后，才能表态。可是现实中，官方表态往往比法律更管用，所以在当地政府发出“意外”声明之后，警方也以“死者醉酒”的调查结论佐证之。这自然无法让公众信服。
翟春阳：你要政府守法，那政绩就没有着落。这里其实存在两个制度成因，一是政绩评价机制。我国目前的政绩评价机制基本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二是官员任用机制，同样是自上而下的。正像一些官员说的，你守法，就什么也办不成。
李妍：看来法律在土地拆迁纠纷上的缺位，根子还是因为权力不守法。正如之前说的，法律有时要服从于权力，而权力需要政绩和经济利益，那么法律也会跟随，去服从甚至服务于政绩和经济利益。
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现状，有时很难对权利保护周全。
刘采萍：这两年强调公安干警、法警等不能站到拆迁第一线，不能卷入本该在法庭上解决的纠纷，或是在纠正过去的错位。只是，光有这种纠错还不够，还应该完善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让官员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为民众负责。
“城镇化”是城的未来，更是人的未来
刘采萍：现在这三起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肇事司机都被控制起来了。其中两名碾死人的司机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自己的行为，是在公司高层授意下进行的。因为一份职业，而使个人成为一种血腥工具，这是不是太挑战道德底线了？
李妍：对生命和法治没有敬畏，一个没有碾死过动物的司机，也可能碾死农民。这些司机是否深信，即便出了事儿，“上面”或者公司，也能给他们兜着？
刘采萍：我甚至觉得，可能不仅拆迁方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心里是不是也承认开发商拥有无比强大、无法挑战，凌驾于法律和生命之上的能力呢？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慨叹：为钱跟他们斗，多不值得啊……
李妍：所以司机才深信啊。他们相信的正是采萍所说的，确有一种凌驾于法律与生命之上的能力。但是，“高层授意”不是逾越法律害人性命的借口。
翟春阳：我认为，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这种类型的矛盾。而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这种类型的矛盾。
李妍：城镇化是个好东西，至少它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发展现代农业，可以幸福农民。但是，书面上的理想或者说是本意，并不那么容易转换成现实。城镇化需要效率，但是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农民的公平以及权利，农民被城镇化的推土机碾死，就不会停止在这几起惨祸之后。
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农民最终受益，而是他们的权利被损害被剥夺，失去土地的农民，必然还会遭遇是否“以死抗争”的困境。
除了以命相搏，农民还有没有可以为自己权利兜底的选择？
刘采萍：城镇化也好，城市化也罢，确实需要改改过去片面强调建设、强调面貌的倾向。城镇如果真有“化”的话，也首先是人的变化，是人的权利获得尊崇和进步。如果为了面貌而牺牲人，是本末倒置，也离“人命如草芥”的野蛮不远了。
前几天，我在媒体上曾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尽管这几年已有多人死在征地、拆迁或类似工程的车轮下，然而，“无一经济项目在出人命后受影响，也无一个科级以上干部被追责”。从今年的报道看，“拆迁命案”不是杜绝了，而是发生频率更高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法律不尽快撑起遏制这危机四伏的利益屏障，那么血色拆迁的噩梦，就会继续纠缠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
观察员
□翟春阳 (《杭州电视台》评论员)
□李 妍 (《重庆时报》资深评论员)
□刘采萍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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