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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在刺杀孙传芳后散发的按有自己指纹的传单。
照片中施剑翘所穿的大衣是为刺杀孙传芳特制的。
本报记者 米艾尼
1935年11月13日清晨，一场秋末冬初的寒雨笼罩着天津，满城萧索。
午后，在天津做寓公的孙传芳，像往常一样匆匆走进天津居士林的佛堂，坐在他固定的那个位置上，开始诵经。三声枪响，这个昔日大军阀倒在了血泊之中。
开枪的人，是一个不满30岁、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她叫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剑翘”二字是她立志为父报仇而自己改的名字。
王家卫拍摄的《一代宗师》中宫二的角色原型，也正是这位传奇之人。只是她十年的复仇之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桥段，更多的是愤怒、失望、泪水和坚决。
这里讲述的，不是一个传奇，而是在亲人们眼中和她自己的叙述里、在剔除了所有艺术加工成分之后的真实的施剑翘，以及发生在她身上的一段往事。
杀父之仇
192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古老的济南城在月光中沉睡了。山东省军务帮办施从滨府中，忽然响起一阵慌乱的嘈杂声。不满20岁的施家大小姐施谷兰被吵醒了。
传令兵气喘吁吁地向老管家急报：“施军门被孙传芳俘虏了。”
当时的施谷兰，还没有改用“剑翘”这个带有英武之气的名字。人如其名，她还只是一个读过几年私塾、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待字闺中的姑娘，对父亲施从滨的军政大事一向不怎么过问。但是得知父亲情况危急，作为施家的长女，父亲的掌上明珠，施谷兰心急如焚，彻夜未眠。
“施从滨本人经历十分复杂，也是久经沙场之人。”沈渝丽向记者介绍了施家的历史。
沈渝丽是施谷兰的干女儿，称施谷兰为大姑。沈渝丽的父亲沈人燕与施谷兰交情很深，沈人燕是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的飞行员，1945年飞机失事殉职后，沈渝丽被祖母托付给施谷兰姐妹，沈、施两家一直关系紧密。
施从滨是安徽桐城人，从保定将官学堂毕业后，一直在山东任职。出事那年，正值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施从滨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
奉系势力进入山东后，山东督办张宗昌对施从滨非常器重，虽然施从滨多次以年纪大为理由“请辞”，要求解甲归田、安度晚年，却始终没有得到张宗昌的应允。
1925年，当他再一次递上辞呈的时候，张宗昌终于同意了，许诺赶走孙传芳，他就保荐施从滨当安徽督办，衣锦还乡。
就是这最后的一仗，断送了施从滨的性命，也让昔日锦衣玉食的施谷兰一下子从天堂被打入地狱，一生从此被改写。
孙传芳
施谷兰在1963年曾手写了一份《施谷兰手刃复仇经过》，这份手稿从未被公开刊发。施谷兰的孙女施朝给记者展示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其中，施谷兰详细回顾了父亲被孙传芳俘虏以及虐杀的经过。
“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阴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领兵北上，先父奉命拒之于徐州以北地区。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先父同他合作，倒戈内应，先父为人刚直，鄙孙北上作乱，妄动干戈，反予以迎头痛击，只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在固镇附近被孙部包围俘虏，押往蚌埠。”
施谷兰的儿子施羽尧曾对外祖父被俘的细节有更具体的阐述：“施从滨在被包围后曾经乘铁甲车撤退，但是孙传芳命人拆掉了铁轨，导致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按照惯例，战争中对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俘虏应该保障其生命安全，但是，孙传芳显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虽然周围有很多人为施从滨求情，但是孙传芳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下令将施枭首暴尸示众。
戎马一生的施从滨最终在蚌埠被杀，头颅被悬挂在蚌埠火车站前，为了增加对他的羞辱，孙传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在被暴尸了三天三夜之后，当地的红十字会以有碍卫生为由，草草收殓了施从滨的尸首，孙传芳听说了，还大发雷霆了一番。施谷兰得知她父亲被杀的确切消息已经是许多天以后的事了。
“1925年冬天，三叔以同乡的名义将先父尸体运回原籍安徽桐城，又来到天津看望寡嫂孤侄，我才知道先父确实是被孙传芳杀了。”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虽然当时的施谷兰不到20岁，但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道理，她是懂得的。
战争年月，一个军人战死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
最让施家上下不能原谅的，是孙传芳对施从滨的虐杀和暴尸。
施谷兰从小就是施从滨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家里的老大，她心中的愤怒和仇恨自然也最深。
得知父亲死讯的那夜，施谷兰写了一首诗，句句泪水，字字仇恨——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门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叔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枭首灭人情；
痛心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那个深夜里，熊熊的复仇之火在施谷兰的心中被点燃了，一烧就是十年。
对爱情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都在一刹那间从她的心里被抽离了，她的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复仇二字。
失信的堂兄
施从滨兵败之后不久，施家上下很快就离开了济南老宅。
施谷兰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暂时被寄养在天津的亲戚家，她则和母亲一起暂留济南，安排善后诸事。
“奶奶的母亲董氏是一个传统的女子，很老实，也很文弱。”施朝回忆道。
母亲身体不好，又刚受到丧夫的打击，家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到了施谷兰稚嫩的肩膀上。
她遇到的最现实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生存，第二是如何复仇。
家中横遭变故，很快就让一直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体验到了人情冷暖。施谷兰给父亲的老上级张宗昌递送了呈文，请求安排家人善后。张宗昌就在济南，却迟迟没有任何回复。
走投无门之下，施谷兰决定带着母亲主动去会一会张宗昌。
当这对孤儿寡母来到督办衙门门前的时候，一个披着绶带的副官傲气十足地挡住了她们，不让她们进门。
施谷兰当即甩出一张父亲的名片，带着母亲昂头迈过了高高的门槛。
她把早就准备好的呈文副本亲自交到张宗昌的手里，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抚恤金一次发清，施家全家就此迁居天津；
二、破格提拔施中诚为团长，继承施从滨的事业；
三、公费送施谷兰的两个弟弟施中杰、施中权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造就人才，效忠国家。
张宗昌认为施从滨被孙传芳杀害，也是他自己的耻辱，同时也怕施家后事料理不好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这三个条件他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施谷兰要求张宗昌提拔的施中诚，是她的堂哥。施中诚早年丧父，从小被施从滨养大，就像施谷兰的亲哥哥一样。
一个文弱女子，想手刃杀父仇人势比登天还难，更何况孙传芳当时是手握大军的一方诸侯。施谷兰对张宗昌开出这个条件，是把为父报仇的期望寄托在了施中诚的身上。
带着一笔救命的抚恤金和对堂哥的殷殷期盼，施谷兰一家人离开济南，在天津住下了。在她天津的闺房里，高悬着她亲笔抄写的《东海有勇妇》和《精微篇》，每天用李白和曹植的这两首诗，鼓舞自己复仇的斗志。
起初，施中诚的表现似乎不会辜负一家人的期望。
“在灵堂里，施中诚曾淌着热泪，跪在地上发了誓，将来要亲自提着孙传芳的头颅来祭奠伯父的亡灵。他还和堂妹商定，由施谷兰主内，他主外，同心合力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沈渝丽回忆说。
当日历翻到了1928年，施谷兰觉得复仇的机会终于等到了。
这一年的北伐战争中，孙传芳节节兵败，后来他又和奉系勾结，企图东山再起，但是在龙潭再一次被北伐军打败。
显赫一时的孙传芳走上了末路，成了秋后的蚂蚱。
此时，施中诚的仕途却是一路亨通，从团长一路荣升到烟台警备司令，手中握有重权、重兵，成了显赫一方的人物。
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施谷兰认为复仇的大好时机到了，她奋笔疾书给堂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催促他赶紧开始实行酝酿已久的复仇计划。
然而几天以后，施谷兰却收到了一封让她备受打击的回信。
在信中施中诚第一次明确表示了不想复仇的意思，也劝堂妹放弃，这让施谷兰深感失望。
“他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复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我悔恨之余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以后，我们7年没有通过信，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
与堂哥施中诚断交是一封信的事儿，但是对施家的打击却是非常深重的。三年的期待就此落空，董氏像被霜打了一样，几乎放弃了复仇的希望。
施谷兰是个刚烈的女子，外表镇定，内心其实也非常痛苦。
1928年农历9月17日是她的父亲遇难三周年的纪念日，23岁的施谷兰趁着母亲外出之际，自己坐在院子里大哭了一场。
或许命运之神总是不会让人间的悲伤过盈，就在这天，施谷兰遇到了对她非常重要的一个男人，这个人的出现，第二次燃起了她心中复仇的希望。
结果仍需自出头
正在施谷兰哭得肝肠寸断的时候，有个人突然在她身后呼唤了一声“大小姐”。
这个人是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施靖公。他当时在阎锡山那里当中校参谋。由山西赴济南工作，路过施家借住。
施谷兰在手稿中对她与施靖公相遇时情景的回忆非常简单，只有寥寥几句。
“他见我哭得极为悲痛，就从旁劝我不要过于悲伤，并且表示他自己也受过先父的培植，他也有为先父报仇的意愿和打算。我当时报仇心切，听了他的一番豪言壮语之后，我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
或许是太过年轻，或许是心里太焦急，当施靖公提出要娶施谷兰为妻才好为她复仇这个大胆的请求后，仅仅几分钟时间里，施谷兰就做出了几乎是她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嫁给这个她还不甚了解的男人。
施谷兰当时认为，联结他们婚姻的，只是为报杀父之仇的共同意愿。其实，施靖公另有想法。
他早已倾慕这个昔日的富家小姐多年，但他的父亲只是个小商人家庭，如果不是施从滨遇难，以他的家世是绝对高攀不上施家的。另外，对他来说，这门婚事也能为他将来在军界游走创造不少便利条件。
虽然母亲董氏曾劝阻过施谷兰，不要嫁给军人，像她自己一样担惊受怕一生，但是施谷兰的态度十分坚决。
简单的婚礼后，这对年轻人就结成了夫妻，离开天津，定居太原。婚后几年里，施谷兰为施靖公先后生了两个儿子。
夫妻俩也曾有过快乐甜蜜的时光，但是施谷兰的心中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为父报仇，而她的丈夫却再没有了当日在花园求婚时的那股豪气。
矛盾慢慢累积，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两个人的关系突然破裂了。当时，两人结婚已有7年。施靖公自己因为阎锡山的失势，也断了升迁的希望，一度心灰意懒，一蹶不振。因为复仇的事情，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至于争执的具体内容，施谷兰并没有提及，只是在手稿中痛心地写道：
“我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婚，随他到了太原。谁知复仇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甚至连提都不让提一提。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察觉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二次失败。”
争吵之后的第二天一早，施谷兰简单收拾了自己和两个儿子的行李，趁着施靖公外出的工夫，带着两个儿子离家出走了。
“她只给她的丈夫留下了很短的一封信，上面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施羽尧这样回忆父母的决裂。
当日，施谷兰就带着两个孩子坐上了从太原到天津的火车。
在火车上，她心里涌动着这7年来她为报仇付出的两次等待和失望。写下了一首小诗——
一再牺牲为父仇，
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
结果仍需自出头。
离开了那个昔日的家和曾经山盟海誓的丈夫，施谷兰便把这7年的婚姻生活永远埋葬在过去了。
再回到天津是1935年6月，距离她的父亲被害已过去了9年半，而此时的施谷兰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上。
不同的是，她已经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她逐渐明白，要为父亲报仇，“结果仍需自出头”。
寻找仇人
对于施谷兰来说，从立志到最终实现复仇，还有千里万里之遥。而她做的第一个相当有魄力的决定是：放脚。
“一个巴掌大的小脚，在大街上走几步路都受不了，还谈什么报仇呢。之前，大姑在天津就曾打听到了有一家私人医院，可以通过手术整形把脚放开。这次她回到天津的第二天，就直奔了这家医院。”沈渝丽说。
或许是来放脚的多是阔太太，大部分人都因为受不了罪而半途而废，所以医生特别强调了手术后的疼痛程度。但是施谷兰抬手就打断了医生的话，表示当日就要手术。
这种放脚手术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要多次的手术才能慢慢把脚趾头拉直。但是施谷兰每次的治疗都准时到达，而且不管再疼也从来不吭一声。
“恐怕连大夫都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坚强，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吧。”施朝说。
终于可以穿着圆头布鞋，五个脚趾着地，轻松自如地走路了，施谷兰开始进行她复仇计划的第二步：了解她的仇人孙传芳的相貌特征。
那个年代不比现在，施谷兰并不知道孙传芳究竟长什么样子。她只从报纸上获悉孙传芳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迁到天津长期居住。
她也不敢指名道姓地去打听，只能在天津的各家书店寻购社会要人的照片，但是也没有寻到孙传芳的。
正为此焦虑不已，刚好有一天，她看到一个算命老头面前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很多小照片，都是当时的名人。
出于对照片的敏感，她向算命的老头提出要看看这些照片。在一张发黄的小照片背后，看到了三个模模糊糊的字：孙传芳。
她激动不已地跟算命老头说这个人是她的亲戚，又掏出一把钱，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了下来。
知道了孙传芳的相貌，还需要真的见到这个人，才知道他现在的长相和早年的照片是否有差距。
非常凑巧的是，施谷兰的大儿子有一天无意间告诉她，他幼儿园时曾有个同班同学叫孙家敏。
施谷兰对“孙”这个姓氏非常敏感，再追问下去，儿子告诉她，这个女同学的父亲似乎是个大人物。
施谷兰隐约觉得，上天又给了她一个绝好的机会。
顺着这个线索，她很快就在幼儿园老师那里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孙家敏的父亲，正是孙传芳。随后，她又从幼儿园老师那里打听到了孙家敏的住址，也就是孙传芳家的地址：法租界32号路。
但是当施谷兰满心欢喜地找到了这个地方，她又被打击了一次。
“我到那里一看，门上挂了招租的牌子。当时我心里一惊，房子既然招租，就不知道人家搬到哪里去了。”
施谷兰灵机一动，又想出一计。她假装要租房子，要求到房子里面看看。从看守房子的赵副官的口中，她了解到孙家已经迁往英租界20号路。还得知了孙家敏当时已经到耀华附小读书。
找到了杀父仇人的住处，施谷兰的心里踏实了一些，毕竟，她离最后的成功又近了一步。
接近目标
施谷兰在手稿中写道，她要亲手刺杀孙传芳，当时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怎样接近孙传芳；二是从哪里得到一支得心应手的枪；三是母亲的安全问题和两个孩子日后的抚养问题。
后两个问题，对施谷兰来说相对容易解决。
当时想要买一把手枪，只要有钱就可以从日本租界的洋行里买到，“只是一个女人去买手枪，可能惹出麻烦，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施谷兰并没有冲动行事。
正在为手枪之事发愁时，老天又帮了她一回。事有凑巧，施谷兰的八弟施则凡在南京读书，他有个同学叫朱其平，1934年这位同学路过天津，曾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施谷兰家里。
事前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十弟偶尔拿出这支手枪同我开玩笑，我看到这支手枪如获至宝，以后我就用这支手枪打死了孙传芳。事后，这支手枪当然被法院没收了，八弟施则凡还赔偿了朱其平枪弹费50多元。这就是这支枪来源的真实情况。
施谷兰之所以在手稿中特别强调了这支手枪的来历，是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言论说施谷兰是戴笠的“座上宾”，刺杀孙传芳的事情曾得到中统和军统的帮助，甚至还有人说施谷兰为此得了一笔款子。
对此，施谷兰在手稿的一开始就明确否认。
“奶奶刺杀孙传芳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独立策划的，和各方势力都没有任何关系。钱和武器都是自己筹备的。”施朝也确信无疑地说。
施谷兰牵肠挂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人的安置问题。
关于母亲的安全问题，我考虑到两个小弟都在日本读书，妹妹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则凡弟弟在南京工作，我如果在刺杀孙传芳的现场被人打死，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带着我那两个孩子。老人担不了这个惊吓。我决心到南京去一趟，同则凡弟弟商量商量，并且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把娘接到南京去。
“大姑的母亲并不知道报仇的具体计划是什么，为了不让她着急，大姑也一直瞒着她。但是弟弟妹妹们年龄大一点的，是知道大姑的计划的，他们也都出谋献策。”沈渝丽说。
到了南京以后，她的弟弟施则凡听了姐姐的复仇计划后，表示报仇的事情应该由他这个男孩子来完成。
施谷兰不同意他的想法说：“父仇非报不可，中良哥（施谷兰的胞兄，体弱、性懦）既无报仇之心，这报仇的责任应该轮到我。如果我没有杀死孙传芳而牺牲了，那么这个报仇的责任就要落到你的身上。”
施则凡终于同意了施谷兰的计划。他们相约好，见到施谷兰的信，施则凡就速来天津把老母亲接到南京去。
剩下就是两个儿子的抚养问题。
施谷兰在遗嘱中写道，如果她自己出事，孩子们交给妹妹施纫兰抚养。
家人已安置好，枪支弹药也已到位，就差最难的那个问题：如何接近孙传芳。
好在，施谷兰已经在孙传芳的女儿孙家敏这里找到了切口。
在耀华中学附小开学典礼的那天，她把大儿子打扮得整整齐齐，带着他到了学校。
孩子在礼堂门口张望着，看见拐进来一辆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赶忙告诉母亲，那就是孙家敏常坐的车。
汽车直接开到了礼堂门前，一个中年妇女拉着孙家敏的手走了出来。看装扮，施谷兰判断那是孙家的保姆。
儿子高兴地喊着孙家敏的名字跑了过去，施谷兰趁这个机会迎上几步，看清楚了车身上挂着的汽车号码牌——1039。
开大会的时候，施谷兰有意坐在孙家敏身边的座位上。从孙家敏口中她得知，孙传芳夫妇最爱看电影和听戏，周六晚上经常带她一块儿去。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天津的各大戏院门口经常能见到施谷兰衣着华丽的身影。
她几乎是场场不漏，却每次都不到终场就退出戏院，在门口踱步，或者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车群里来回走动。
“那时候富人家看戏，往往是随来随走，一不小心就会漏过。大姑是报仇心切，不顾疲劳，经常守候到夜半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沈渝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施谷兰在那一年的中秋节见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中秋节那天，我发现1039号汽车停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电影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孙家敏从楼上下来，我跟着她一同走出了大门，看到一对男女带着孙家敏上了汽车，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传芳。他戴着黑墨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
施谷兰这样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孙传芳的情景。
虽然只是看到了孙传芳，这次近距离的接触仍然让施谷兰彻夜失眠。她写下了一联五言对偶句：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随后，她蘸足墨，在“剑”和“翘”字下重重点了两个点。
从此以后，施谷兰改名施剑翘。她把两个儿子大利和二利的名字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两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正好是她的名字“剑翘”。
最后的准备
仇人终于见到了，接下来就要筹划如何接近和下手。
施剑翘到孙传芳居住的英租界20号路去过很多次，但是他们家的院墙特别高，还安装着电网。两扇大铁门经常紧紧地关着，简直如铜墙铁壁一般。
“怎样才能进去？我曾经幻想着到他们家当佣人，或者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们的门口缝缝破烂，摆个摊儿卖点东西，以图慢慢接近，但是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实现。”
后来，施剑翘又打听到8月17日是孙传芳的岳母做八十大寿，她本来想混进去动手，又考虑到人多混杂，开起枪来很有可能会误伤别人。
万一一枪打不死孙传芳，我反而白白牺牲，同时在租界地打死人又怕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手枪也有了，老人孩子也安排好了，就是没法下手，当时是我最着急、苦闷的一个阶段。
大雁南飞，树叶飘零，转眼到了1935年的冬天。施剑翘的复仇计划，仍然停滞不前。
1935年农历9月17日，是她的父亲遇难十周年的忌日。从早上起来，施剑翘就觉得胸中像压着一块磨盘一样憋闷。她背着母亲，备了些纸钱，独自一个人去了日租界的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
当时寺庙里冷冷清清的，香客寥寥无几。施剑翘跪在垫子上，伴着和尚们咿咿呀呀的念经声，把一串串纸钱投进火盆里，投着投着她就失声痛哭起来。
也许是我当时哭得太痛了，当家和尚下楼来劝我，无意中跟他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子女的一点心意罢了，其实这不都是迷信么？和尚很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是迷信的话，也不会传了几千年。到现在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吗？
“孙传芳”三个字霹雳一样击中了施剑翘，她马上就停止了哭泣，赶忙向和尚问了个详细。
通过这个不明就里的和尚的介绍，施剑翘了解到靳云鹏和孙传芳都是东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
这之后，施剑翘心思缜密地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核实。恰好，第二天她就在广播中听到：“孙理事长晚上7点钟在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讲经。”施剑翘如时赶到了广播电台的门外，果然1039号汽车停在那里。播音完毕以后，孙传芳从电台出来，还带着一个卫士。
这一下，施剑翘确信无疑，孙传芳的确是居士林的理事长。下一步，就是如何接近孙传芳寻找行刺的机会了。
很快，施剑翘就在居士林遇到了一位姓张的女居士，她很热心地向施剑翘介绍了居士林的情况，并邀请她入林。
施剑翘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并用“董慧”的名字入林。居士林还发给她一个林友证章，此后施剑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居士林了。
一天，居士林从南方请来一个法师讲经，大殿的佛龛前放了一个巨大的供桌，讲经的和尚坐在中间，桌子的两边放着两把太师椅。施剑翘打听后得知，一个是林长靳云鹏的座位，另外一个就是理事长孙传芳的座位。
那一天孙传芳如期而来，但台下的施剑翘并没有动手，她在对刺杀计划进行着最后的完善，并等待着一个万无一失的机会。
那天孙传芳也来了，没有戴黑墨镜，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身材不高，两个三角眼，从面部上看是一个很凶的人。当时我注意了开枪的方向怎样才方便，同时不至于伤了别人。
后来施剑翘发现，每个星期三，孙传芳都必然会到居士林来，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决定动手了。
在这之前，她先提笔给在南京的施则凡写信，让他来天津把母亲接走。
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施剑翘在天津与堂弟施中达和大弟弟施则凡把所有的刺杀细节和准备工作又重新梳理了一遍，以保证万无一失。
三人经过商量以后，又补充了三个细节：
其一是准备一份告国人书和印刷十几张传单，打死孙传芳后在现场散发，将施剑翘亲手杀死孙传芳为父报仇这一事实告知国人，以免施剑翘万一当时被人打死，施家为父报仇这一目的事后被人隐瞒。
其二是为了不牵连朱其平，关于枪支的来源可以说是从太原一个退伍军人手里买的。
其三是做一件合身的大衣，便于携带手枪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的样式要便于取出手枪，以免临时误事。
最后，大家经过商议，预定在1935年11月13日动手，在动手之前，施中达要离开天津到北京去，以免被牵连。
这个计划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周密、天衣无缝了。商量好后，施剑翘把施则凡和母亲一起送到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我看到母亲苍白的头发，蓬松在帽子外面，心里非常难过。想这次可能就是母女的永别了。
把母亲送走后，施剑翘马上收起眼泪，快速办妥了计划中的所有事情。
写好了告国人书、几封遗嘱，又用4元钱买了一架小油印机，印了60多张传单。
传单的一面写的是施剑翘为报父仇作的两首诗，另一面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一共四条：
第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第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第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第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署名处6个大字“报仇女施剑翘”，每一张的名字上面，都盖上了她的大拇指印。
血溅佛堂
11月13日清晨，天空下起了雨。
看着外面的雨，施剑翘心里非常担心，这样的雨天，孙传芳会不会不到居士林去呢？她给居士林打了两次电话询问，电话都没有要通。吃过午饭后，施剑翘决定到居士林碰碰运气，但是她没有带枪支和传单，心里总觉得孙传芳不会去。
到了居士林一看，孙传芳果然没来。施剑翘就随着居士们上殿念经。但是只一会儿工夫，一个佣人匆匆忙忙跑进殿，将一本经书放在了孙传芳的座位上。
施剑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紧接着，孙传芳披着黑色的僧袍进来了，坐在他固定的座位上。
我非常着急，孙传芳来了，我又没带枪，是改天再说还是回去拿枪呢？但是考虑到那天下午来的人少，可以避免误伤别人，同时早就定了那天动手，凡弟他们都热切地期待着，犹豫了几秒后，我还是决定说干就干。
于是她租了一部汽车，回到家里，把文件和枪支都在大衣里藏好。
离开家的时候，保姆正在给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喂饭，刚满六岁的大儿子看见妈妈回来了又走，从后面追来，叫着“妈妈，妈妈”，但是施剑翘甚至连头也没有回，就踏上出租车走了。
这一去，很可能和孩子们就是永别。
下午三点半左右，施剑翘又一次踏进了佛堂。
看到孙传芳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从未拿枪杀过人的施剑翘突然感到两腿发软。
为了让自己镇定，我闭上了双眼。再睁开眼时，看到自己的杀父仇人就在眼前，我又恨从心起，牙关咬紧，我的心也不跳了，腿也不软了，头脑非常冷静。
此时，她距离孙传芳还有一段距离。在那种安静的场合，如果她贸然起身，恐怕会被别人注目，影响后面的行动。
于是，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有一位张居士便对她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施剑翘答应了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她默默地在大衣口袋里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她在手稿中写道：
枪一出袋，我就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他立刻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两枪，他的脑浆瞬时流了出来。
孙传芳当即气绝身亡。
有几秒钟的时间，佛堂上如死一般寂静，周围的人都吓傻了 。
等到反应过来，大家开始惊叫和逃跑。施剑翘见大仇得报，马上把传单如雪片一般撒在院子里，边撒边喊：“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公安局去自首。”
但是没有人敢开腔说话，和尚和居士们全都站在那里发抖。施剑翘当时便想，她若离开居士林到公安局自首，很可能说她是企图逃跑，于是她只好到电话室去打电话给公安局。
电话还没有打通，附近的两个警察听到枪声，已经循声赶了进来。开枪的施剑翘比这两个慌慌张张的警察还要镇定，她告诉警察，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并要求他们带她去自首。接着，这两个警察战战兢兢地把施剑翘带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分局，局长阎家琦亲自审问了施剑翘后，马上把她关了起来。
居士林的三声枪响，把整个天津市乃至全中国都惊动了。当天，大街小巷里都响起报童稚气又急促的叫卖声——
“号外，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子，从法庭开始审理到最终判决，每一步都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当时大部分的媒体和民众都对这个年轻女子为父报仇的行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这当然与孙传芳杀人无数、不得人心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也不得不说，施剑翘在此后每次公开亮相时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大义凛然，让她在当时成为了人们心中不折不扣的“侠女”。
她站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法院一审判决她有期徒刑十年时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后，施剑翘被改判7年，但是她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
在舆论的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了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实际上，最终对施剑翘的赦免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
“冯玉祥和奶奶的叔叔施从云一起参加过反清运动，他听说昔日战友的侄女有此复仇的举动，立刻联合了李烈钧、张继等30多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奶奶服刑不到一年，就重获自由。”施朝说。
1936年10月15日的清晨，监狱里一位姓芮的科长走到施剑翘的身边，轻轻地对她说：“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国家的特赦了。”
5天以后，在居士林枪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走出高墙，重获自由，那一年，她整满30岁。
施剑翘用十年时间，独立策划和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刺杀任务。此后的岁月里，她被冠以“侠女”、“烈女”等各种头衔，不断成为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除了那份她自己写的手稿外，奶奶几乎从未提起过这段往事，而且至死也没有再和爷爷相见。”施朝平静地说。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