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言倒逼信息公开 加快立法催生发言人制度

　　2003年5月2日，北京，一名戴着口罩的市民在阅报栏阅读当日的报纸。报纸上刊载有SARS疫情的信息。

　　2003年6月17日，马来西亚吉隆坡，时任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在接受记者关于中国SARS疫情的采访。

　　2003年4月16日，广州，市民领取“防治指南”。

　　信息公开，被认为是SARS最重要的“遗产”之一。疫情公开带来的社会情绪稳定，让政府改变观念。建立健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成为了共识。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开”成为常态。

　　“‘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2013年2月1日，《求是》刊发温家宝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

　　“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3月21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回忆。

　　2003年4月20日，是SARS疫情信息公开的“分水岭”。

　　十年前，周汉华的另一个身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起草小组组长。

　　2003年4月20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主持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实数据。

　　周汉华说，SARS疫情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加速立法，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对“非典”后十年政府信息公开影响深远。

　　流言引发恐慌

　　SARS信息在国内大面积传播并引起恐慌，开始于2003年2月的广州。

　　当时，中国第一部地方性信息公开法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那年1月1日生效，但疫情公开落在了流言后面。

　　2月11日，广州召开全国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之前各种“怪病”流言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四处扩散。

　　“有的称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同乘一辆公交车都可能得病”。2004年，沪粤两地传播学学者调研发表《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记载了当时的恐慌情绪。流言引发恐慌，广州出现白醋、板蓝根抢购潮。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广东感染“非典”患者305例，死亡5例，并称疫情已得到控制。

　　新闻发布会打开了媒体报道的闸口，但相关新闻到2月14日戛然而止。

　　后来很多报道都提到，当时人们以为这事结束了。

　　事实是，“非典”疫情一路北上。流言在各地传播，抢购风潮在北京等地蔓延。

　　“各地都栽在信息不公开上。”2013年3月20日，周汉华回忆，因为信息不透明，导致情况越来越严重。

　　多名北京媒体人士回忆，2003年3月“非典”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时，但媒体很少有报道。

　　沪粤传播学者研究认为，当时流言长时间、大面积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大正式权威信息渠道——政府和媒介迟迟未对这一重大信息公开。